“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大人啊,请不要这么大声的喝斥我呀,小人有话要说。
我虽出身贫寒,但却被官家征入行伍。
先参加的是本骞将军的队伍,在黄河源头一带征战。
后来又追随李蔡轻车将军,把敌人赶出我们的边塞。
最近的路,我们也走了万里;最安静的年头,也多次奔命。
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鞍甲上面;我们所有的才思都历尽了严寒酷暑。
但是随着主将的去世,那些旧部即便侥幸没有战死也都如我一样无功而散。
朝廷上的时事,可谓风云变幻;我们的论功行赏还有谁来关注。
年轻力壮的时候离开家乡为国征战,年老体衰、穷困潦倒时才返回家乡,无依无靠。
只能拿着腰镰收割些野菜,;扶着拐杖,放养几只小鸡小猪,勉强填塞饥肠糊口。
想当初我年富力强如鞲上鹰,看现在佝偻虚弱似槛中猿。
我自问平生于国于家无愧,却堪叹落得如此境地。
弃席思念晋文公的珍惜;疲马留恋田子方的收留。
那么也希望大人您像晋文公和田子方一样,君王不忘旧臣,垂怜垂怜小人。
注释
《东武吟》,本为齐地歌曲名。东武,古地名,在今山东诸城市一带。该诗写一老兵自述征战塞外的艰苦经历和回乡后有功不获赏的悲怨心情。语言劲峭,音调响亮。
贱子:老兵的谦称。
寒:贫寒。
汉:汉朝。
张校尉:西汉张骞,曾以校尉之职随卫青击匈奴。《汉书》有传。
河源:黄河源头,代指西北极边远的地方。
李轻车:李蔡。汉飞将军李广从弟,曾为轻车将军,击匈奴右贤王有功。
塞垣:泛指边塞地区。
密:近。
亘:绵延。
宁岁:安宁的年岁。
七奔:指多次为征战奔命。
凉温:犹言冷暖。下世:去世。部曲:《汉书·李广传》颜师古注引《续汉书·百官志》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罕:稀少。
孤绩:个人独有的功绩。
刈:割。葵、藿:野菜名。
豚:猪。
鞲:革制袖套。
槛:圈兽类的栅栏。
徒:空。
结:生成。
负:背负。
“弃席”句:用晋文公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晋文公重耳流亡二十年,在终于可以返国为君时,要抛弃流亡时用过的笾豆、席蓐,怠慢患难与共的有功随从。大臣咎犯劝谏,文公方止。幄(wò):帐幕。
“疲马”句:用田子方事。据《韩诗外传》卷八载,战国时魏人田子方见老马被弃于路,“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轩,车驾。
“愿垂”二句:希望君王不忘旧臣。晋主,指晋文公。田子魂,田子方的魂灵。一说“魂”通“云”,指田子方讲的话。
“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昭明文选》中特别标立“公宴”一类,专录建安诗人那些歌咏风月、叙述酣宴的诗章。而曹植的这首《公宴》即可视为其中之冠,此外如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人也都有以“公宴”为题的诗,可见当时此种风气之盛。
曹丕与曹植可以说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心人物,钟嵘《诗品序》中就说过:“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所以此诗的一开头就说曹丕敬爱宾客,设宴款待,客人们也都兴致勃勃,直到宴会终了还不知疲倦。这领起的两句可以说是总写,以下便是详述了:清幽的夜晚去游览西园,轻捷如飞的车辆络绎不绝,一辆随着一辆。曹丕的《芙蓉池作》中说“逍遥步西园”,王粲《杂诗》中也曾说“日暮游西园”,可见“西园”是邺下文人常去聚会的去处。此夜明月皎洁,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一切景物都显得朗然无滓,天上繁星密布,似乎由于诗人们的聚会而更添光彩。秋日的兰花覆盖着长而隆起的坡地,红色的荷花星星点点地在碧绿的池水上探出头来,池中的游鱼时而跃出清波,高高的树枝上也不时传来悦耳的鸟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似乎进入了一种美妙完善的境界。迅捷的风与诗人们乘坐的华美车辆一同前进,轻快的车轮就像随风而动,令人有飘飘欲仙,凌空而起的感觉。因而结句说:让我们逍遥自在地纵情游玩,畅开胸怀,但愿千秋万岁,永远如此。
此诗的情调高昂而欢畅,分明是曹植少年得志,生活欢乐的真实写照,这在曹植的诗集中,尤其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是十分罕见的。其中充满着积极向上、高亢振奋的精神,刘勰所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大概就是指的此类作品。在这首诗中,人与自然的结合,情感与景物的交融,都组合成一种爽朗欢快的基调,“明月”“列宿”“秋兰”“朱华”“潜鱼”“好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明快活泼的气象,丝毫没有半点秋气萧索的意绪。显然,自然景观也都染上了诗人内心欢欣的感染。刘勰说文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可见诗人能使外物都染上自己主观情感的色彩,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移情”。曹植在此诗中的叙事写景也无不带有主观的欢畅情绪,正是“移情”作用的体现。
此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秋兰”等四句出现了严密而工整的对仗,不仅词性的虚实两两相偶,而且语意也自然工俪,这种形式对后代格律诗的出现自然起了先导作用,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同时,这四句由于其写景状物的明快而具有典型意义,故成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名句。
这两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晓景》,现已无从考证。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其二
本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一般鲜为人知,但其创作水平也是很高。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一句大体写惠崇所绘的“飞雁图”,大雁北飞,有几只雁不舍这春天美景,差点脱离了队伍。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将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使画中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化,给北去大雁赋予了人的情感。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所以诗人就写下了大雁认为北方很冷,而且远远地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诗人进一步写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呆几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惠崇的绘画由“定格”转变成了“录像”,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是颇有新意的。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