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