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这首诗中用了多个意象。首先是“桥”。其次是“春日”，春日高照犹如沐浴浩荡的皇恩。“日斜”则意味着恩惠渐少。美如玉的琼砂沉入水底，有才能的人没有被任用。平地突起的狂风恰似刘禹锡顺利的政治生涯突遭贬谪的厄运。
送友人赴边，这是高适边塞诗中常见题材。本首诗中陈述董判官胸怀良策，仗剑出京，辞亲赴边御敌，诗人祝愿他要经得起边关的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疆贡献计策，奋不顾身。诗人一生常以“万里不惜死”，“临戎觉命轻”的志向鞭策督促自己，随时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此诗一扫缠绵之词，立意高远，出语豪迈，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
首联的诗句突出了友人即将踏上远行的事实。“倚剑”这两个词成为关键词汇，它不仅使“行迈”和“别交情”之情既具悲切又彰显豪壮，还含蓄地传达了友人是从军出征的身份，说明了友人远行离亲之由是因为要守卫边疆。“行迈”之中，已隐隐透露出旅途的漫长遥远；而“别亲”更凸显出内心的留恋之情。然而，“倚剑”这个词语的运用，不仅把这次别离与投身军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了离别远行一种慷慨坚定的氛围。
次联写友人赴边作判官，供职幕府，将军以主人身份盛待才子。这两句承接首联，预言友人此次赴边，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才，必受主将的赏识，而得真诚接待。如诗人在《别冯判官》一诗中所写道的：“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董判官以才子之能，投奔渴贤之将军，必以其翩翩之姿，得意于将军幕府。诗人在这里预见友人赴任的情景，流露出对友人的羡慕之情。这不仅是对友人赴边的期许，也是对董判官的赞美和鼓励。
颈联仍承上两句设想友人赴边途中的情景。先“近关”，再“出塞”，紧扣“行迈”，具体写出路途遥远；“多雨雪”，“有风尘”，遥领末句，如实描绘边塞苦寒。可见旅途之苦辛。诗人多次出塞，对边地苦寒有切身体验，曾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如“关山唯一道，雨雪近三边”（《别冯判官》），如“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如“北使径大寒，关山饶苦辛”（《答侯少府》）等等。因而“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两句并非夸张之笔，不过是实写关塞景物，从而逼出诗的结尾两句：“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
尾联勉励友人莫畏艰辛，要经得住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防贡献良策，为祖国立功奋不顾身。莫顾一身，施展长策，立功边陲，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笔法，使诗歌顿生波澜。“男儿莫顾身”是对友人的慰勉，但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和为国事献身的精神，以高昂的情调回答开头“行迈”的问题，结束全诗，使作品显得气势流畅，格调雄健，毫无一般送别诗的儿女离别之态。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