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四首》包括两首七律、一首五律和一首七古。体裁既杂，各篇之间在内容上也看不出有明显的联系，似乎不一定的同时所作的有统一主题的组诗。
第一首是一首艳情诗。诗中写女主人思念远别的情郎，有好景不常在之恨。“梦为远别”为一篇眼目。全诗就是围绕“梦”来写离别之恨。但它并没有按远别——思念——入梦——梦醒的顺序来写。而是先从梦醒时情景写起，然后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来柔合在一起，创造出疑梦疑真、亦梦亦真的艺术境界，最后才点明蓬山万重的阻隔之恨，与首句遥相呼应。这样的艺术构思，曲折宕荡，有力地突出爱情阻隔的主题和梦幻式的心理氛围，使全诗充满迷离恍惚的情怀。
首句凌空而起，次句宕开写景，两句若即若离。这要和“梦为远别啼难唤”联系起来，方能领略它的神情韵味。远别经年，会合无缘，夜来入梦，两人忽得相见，一觉醒来，却踪迹杳然。但见朦胧斜月空照楼阁，远处传来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梦醒后的空寂更证实了梦境的虚幻。如果说第二句是梦醒后一片空寂孤清的氛围，那么第一句便是主人公的叹息感慨。
颔联出句追忆梦中情景。远别的双方，梦中虽得以越过重重阻隔而相会；但即使是在梦中，也免不了离别之苦。梦中相会而来的梦中分别，带来的是难以抑止的梦啼。这样的梦，正反映了长期远别造成的深刻伤痛，强化了刻骨的相思。因此对句写梦醒后立刻修书寄远。在强烈思念之情驱使下奋笔疾书的当时，是不会注意到墨的浓淡的，只有在“书被催成”之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连墨也成磨浓。
梦醒书成之际，残烛的余光半照着用金钱绣成翡翠鸟图案的帷帐，芙蓉褥上似乎还依稀浮动着麝熏的幽香。六、七句对室内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很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刚刚消逝的梦境和眼前所见的室内景象在朦胧光影中浑为一片，分不清究是梦境还是实境。烛光半笼，室内若明若暗，恍然犹在梦中；麝香微淡，使人疑心爱人真的来过这里，还留下依稀的余香，上句是以实境为梦境，下句是疑梦境为实境，写恍惚迷离中一时的错觉与幻觉极为生动传神。
幻觉一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室空人杳的空虚怅惘，和对方远隔天涯、无缘会合的感慨。尾联借刘晨重寻仙侣不遇的故事，点醒爱情阻隔，“已恨”“更隔”，层递而进，突出了阻隔之无从度越。
第二首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失望的痛苦，是一篇“刻意伤春”之作。
首联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颔联写女子居处的幽寂。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颈联出句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末联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第三首也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
第四首开头两句只是描写环境，人物并未出场，但景物描写中隐含着人物的感情活动。“哀筝随急管”，不只表现出急管繁弦竞逐的欢快、热烈和喧闹，也暗示出听者对音乐的那种撩拨心弦的力量的特殊感受。照一般的写法，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樱花永巷垂杨岸，哀筝急管相驰逐”，现在却以“何处”发问领起，先写闻乐，再写乐声从樱花盛开的深巷、垂杨飘拂的河边传出，传神地表现了听者闻乐神驰、寻声循踪的好奇心。
三、四句写“东家老女”婚嫁失时，自伤迟暮。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说：“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指女儿）。”可见东家老女之所以不嫁，并非貌不美，只是家境贫寒。这两句先推出人物，再展开一幅丽日当天，春光将暮的图景。不用任何说明，读者自能想见容华绝世而婚嫁失时的东家老女面对春光将暮之哀伤。
五、六句写另一女子。溧阳公主是梁简文帝的女儿，嫁侯景，为景所宠。这里借用此名代称贵家女子。同样是阳春三月，丽日当天，一边是年长难嫁，形单影只；一边却是少年得志，夫妇同游。用对比鲜明的图景，表现了两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女子完全不同的境遇。
结尾写东家老女归来后的情景。暮春三月、芳华将逝的景色，丝管竞逐、赏心乐事的场面，贵家女子得意美满的生活，触动了她身世孤孑之感，增添内心的苦闷与哀怨。在漫长难挨的深夜展转难眠。末句以不解人意的梁燕犹“闻长叹”，反衬东家老女的痛苦心情却无人理解与同情，侧面虚点，倍觉隽永而有余味。
历代诗家都有以美女的无媒难嫁，朱颜的见薄于时，寓才士不遇的诗歌传统。这首无题从内容到写法，都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曹植的《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以及其他一些比兴寓言体作品。
李商隐的无题，以七律为主要形式。这类无题，以抒情的深细婉曲，意境的含蓄朦胧为主要特色，多取抒情主人公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很少叙写事件、人物和客观生活场景。这首七古无题却不主抒情，不作心理刻画，以第三人称的表达方式，描写出一幕有人物、有事件的生活场景，诗的旨意通过生活场景表现出来。语言朴素无华，与七律无题那种华美而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语言有所区别，别具一格。
“柳腰”两句，述女子怀春。此言伊人身穿翡翠色的衣裙曼歌盘舞着柔软的细腰身。但是舞技虽妙，无人赏识，所以她只得兴趣索然地回房独眠，可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却又难以入睡。两句活现了一位孤独女子怀春时那种醒也不是，睡也不是的处境。“花尘”两句，写春眠景色。此言春季的白眠里是万紫千红，艳阳暖人；可是一到傍晚眠空中却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阴沉沉了。江南地区那种“春眠眠气十八变”时晴时雨的状况。词人用两句话，十一个字传神地概括出来。并且此处虽然明写眠气，暗中又刻划出那位独守空房女子的心情，也与这春眠眠气一样的忽晴忽阴，时喜时悲地不能自己。
“吴社水”三句，点明地点。此言在吴地郊外一座土地庙旁的河中，拴着一艘游春的客船。女主人公感叹：时光过得多快啊！转瞬间又到了一年中的春眠郊游时节。“东风”三句，再写女子触景生情的心态。她说：“东风只管自己欢快地吹拂，却不管人世间万物的命运究竟如何？我见到燕儿又重新飞来室中，可见燕子尚能留恋旧宅；反过来说那羁旅在外的人啊，却仍是不见他的踪迹。因此我这个独守空房的女子，更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依无靠，在这初春的寒夜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正是多么的难熬啊！”
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
此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是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益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组练十万”、“列舰”“层楼”，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髇”，响箭），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候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散，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此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