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寄兴深微”的艳词。
上片写眼中所见的景象，是在梦醒后睡眼惺忪时见到的。它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依稀隐约的审美感受。是现实中的生活，也是幻想中的追求；像是别有寄托，又像是纯粹抒情。词的上片，情景交融，浮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是：一座高高的小楼，有个蒙着碧纱的小窗，反射出照在壁上的一线灯光，笼罩在朦胧的月色中。一个惆怅自怜的青年，正凝望着那反射出灯光的窗口，原来这就是绝代佳人“谢娘”的住房。“谢娘”，在韦庄的诗词中常用来指意中人，不过这首词中的“谢娘”，完全是词人心造的幻影，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佳人。只是词中抒情主人公看到那碧纱窗下，孤灯荧荧，便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幻想出一个背灯斜坐、含情脉脉的深闺丽人来，反映了词人一种朦胧的理想和追求。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情趣在若隐若显之际。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寻常的艳语；细味之后，又觉得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与词人同时期的张泌也有一首《浣溪沙》，跟这首词的意境很相似。词云：“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画面同样出现了楼和月，人和灯，梦和花，皆景中含情，深得风人之旨。然而一个是对往事的回忆，一个是对未来的追求；一个是写曾经热恋过的对象，一个是写素未谋面的佳人；一个把重温旧好，寄托在梦魂的访问，一个是把朦胧的追求，付诸驰骋的想象。两相对照，张词写的只是爱情的纠葛，别离的愁绪；而韦词却在男女之外，别有兴寄，更加耐人寻味，更加富有深意。
下片抒情主人公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对背灯坐在碧纱窗下的美人进行浪漫主义的描绘。把花的精神赋予美人，把美人的“玉容”写成花，使花成为美人的倩影，美人成为花的化身。一支生花的妙笔，出神入化，为花锡宠，为人争春，在艳语之中，寓比兴之意，确是大家笔墨。“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可见他理想中的美人，容貌像雪一样的洁白，梅一样的疏淡。衣裳像雾一般的飘逸，霞一般的鲜艳。词人把自己朦胧中的追求，写得如此高洁，如此淡雅，使人自然联想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自画像，其言外自有寄托，自有高致，绝不同于寻常的艳词。张炎说得好：“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读者若试拿韦庄这首词的下片，跟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被艳露凝香”（《清平调》），白居易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对照来看，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可以寻绎出它们之间的“新变”轨迹。太白和乐天是以花柳来喻其貌，用“朝露凝香”和“梨花带雨”传其神，自然是千秋妙笔。然其意止于“以形写神”，“以景传情”，把杨妃的“天生丽质”形容得形神俱肖而已。至于韦词所描写的那个美人，则是雪里梅花，具有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霞中仙子，具有超凡绝俗的潇洒风韵，象外有象，景外有景，作为物化于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诱发力，既能给人们以真实的感知，又能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以朦胧的美，含无穷的趣，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和灵魂之所在。月下观景，雨中看山，雾里赏花，隔帘望美人，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更好的审美情趣，其奥秘就在于它以有限表无限，以实境带虚境，以朦胧代显露，能使人以丰富的想象补充具体的情景，从而取得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韦庄这首词所追求的审美趣味，所发出的艺术光辉。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这首诗是对张籍创作经验，也是诗人自己经验的总结。就诗歌创作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无华丽辞藻，无艰字僻典，无斧凿痕。但这是平淡，而不是平庸。这是淡而有味，是诗人着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绮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宋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庭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至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无奇的诗，可细味之下便觉奇崛无比。这种诗看似很容易，而写的过程却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从“豪华”到“真淳”，从“绮丽”到“平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走完这条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
其实，“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合于其它事物。对于看似“寻常”的东西，不要轻视，不可忽视，有的“奇崛”就隐藏在看似平常的外表中。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做出貌似寻常而实为奇崛的事来。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