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全诗十五句，毛诗、朱熹《诗集传》皆不分章。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分为两章，以“明昭有周”起为第二章，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因之。但细审诗意，前半颂武王之武功，后赞武王之文治，语意连贯。如若分章，“不惟章法长短不齐，文气亦觉紧缓不顺”（方玉润《诗经原始》），所以还是从旧说以不分为好。
此诗采用“赋”的手法进行铺叙。开头即说周武王封建的诸侯各国，不仅得到了皇天的承认，而且皇天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而他们的作用就是“右序有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就首先说明武王得到了天命。其次又说武王不仅能威慑四方，而且能安抚百神，所以他的继立，“明昭有周”，是能发扬光大有周先祖的光辉功业的。接着又写武王平定殷纣、兴立大周、封建诸侯之后，戢干戈、櫜弓矢，偃武修文，并以赞叹的口气说：我们谋求治国的美德，武王就把这美德施行于天下四方了。最后一句，总赞武王能保持天命，保持祖德，与首句遥相呼应。可见，此诗从头到尾，语意参差、语气连贯，而皆起伏错落有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深挚而敬慕的感情。它以天命和周武王的联系作为全诗的主线，重点歌颂了周武王的武功和文德，层次清晰，结构紧密，在大多臃肿板滞的雅颂诗篇中，不失是一篇较为优秀的作品。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