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雁荡山以瀑布奇峰著名，这首诗打破常规，题目是题宝冠寺，重点不写雁荡的峰岩瀑布，甚至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环境的幽静，突出自己的心灵感受。
诗开门见山，首联就把自己置身在山寺中，写环境，抒感受。诗说自己漫步在寺内，在流水边驻足，凭倚着石栏杆，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寒。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没有什么难以表达之处，诗人说“不可云”，是因为山中寒冷，又逢岁暮，自然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使诗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是淡泊名利、陶洗心境、出世达观等种种感受的总和，因此不可名状，难以叙述概括，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虽然“不可云”，但必要抒发，诗接着便巧妙地借景达意，说眼见桥下流来清寒的泉水，想到其源头，抬头观望，岩洞谽然，由此便推测流水的清寒，是因为它是石洞中的云朵所化。这样写，境的清寒与人的高洁全都予以表露了。这种表现方法，就是历来诗家所说的“不写之写”，“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不明白说，让读者自己品味。也达到了司空图《诗品》含蓄的标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三、四联仍然用前两联手法，一联抒情，一联以景蕴情。环境如此岑寂，诗人的情怀如此淡泊，境与情吻合无间，诗人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留恋忘返的心情。第三联明白说出自己的情感，在表现时先抑后扬，出句说自己想在这里住段时间，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不能住下的遗憾，对句便写自己在幽阒的环境中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到了半夜。这样写，又回照了上文。尾联以景色来反衬心情的淡泊。雁荡山顶有湖，四季不干，是越冬大雁栖息的所在，雁荡山即以此得名。诗写听不见一声雁鸣，是实事，同时用以突出夜深时万籁俱静的场面。诗人在这样的深夜尚不回去，他的胸怀就自然可知了。
诗的第二联“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是众口传颂的名联。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由高处又想到云与水的关系，从而把两者相联系，表现那一特定环境与特定心情，赵师秀对云水之间常常产生通感，喜欢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景，或硬把它们相互联系，如他在另一首名作《薛氏瓜庐》中写道：“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诗这联，元方回《瀛奎律髓》曾指出是参考了唐杜荀鹤的“只应松上鹤，便是洞中人”句，这是从构思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从赵师秀喜在云与水上做文章的角度上看，诗更接近于武陵《赠王隐人》“飞来南浦水，半是华山云”句。赵师秀以苦吟出名，他曾经对人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宋刘克庄《野谷集序》）他在写这联诗时，极有可能受到杜荀鹤、于武陵诗的启发。
赵师秀曾经选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他的这首诗的风格即近似贾岛、姚合，诗面不用典故，写景造境简易平淡，结构严谨，意境清瘦，琢磨锻炼得不露痕迹。“永嘉四灵”的诗讲究雕镌后的归真，即纯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虽然气格有些局促，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踔厉诗坛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沉闷中注入了新鲜空气。赵师秀在“四灵”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从此可以窥见“四灵”诗风的特点。
一提到“秋”，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马致远那首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殊不知，元曲中有诸多关于“秋”的作品，其中不乏别出机杼的曲子，好比朱庭玉的这首《天净沙·秋》。
此小令开头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然后写作者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全篇用典构思别出机杼，结尾处用典，所表达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
作者在开头便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庭院前尽是飘落在地的梧桐叶，水边的荷花也早已凋零。“尽”“彻”二字是起首两句的关键所在，突出秋天树枝萧瑟，水面凋敝的惨淡景色，这与作者脑海中秋天来临前的荷花盛开、绿叶环绕的繁盛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两句对仗描写，写出作者由眼前秋景而生发出悲秋的情感。他四处寻觅，徘徊不定，目之所及皆为一片衰败的景象，内心不由产生无可奈何的悲痛。
“解与诗人意同”，与前两句的伤感基调不同。这一句提到景色为了迎合作者的情感才自愿衰败。通过前后的对比和拟人的手法，反衬出作者此时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
前面三句的基调都略为沉重，接下来的四、五句则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这两句与上句的“意同”一样，都是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霜叶以生命。在作者看来，流连在他身上的霜叶具有丰富的生命力，“飞来就我题红”化用典故，写出作者在这萧瑟秋景中所体现出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生命意志。一“辞”一“就”，使全曲的基调为之改变，与唐代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为“同调”。
小令结尾处不同于常人悲秋伤感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同时词句恰到好处的运用，也体现出作者较强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金亡之后，词人重游故都，触景生情，咏词寄怀。
上片追忆金朝往昔盛况。“日射云间”二句意谓昔日在阳光照耀下的皇宫生长着五色神芝，宫殿鸳鸯碧瓦，红墙参差，一片昌盛景象。“西山”句，回忆曾将“西山晴雪”写入新诗的旧事，借眼前之景写怀念旧君之情。
下片转写现实。“焦土”二句，写蒙古军烧杀掠抢，社稷倾覆，故都化为焦土，而花枝树木不知人事之悲，依然年复一年自开自落，物是人非，愈感悲痛。最后以亡国入隋的江令自喻，自己已沦为异国臣民，在亡国后又独自重游故都，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全篇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世事变迁，寓黍离之悲，是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语极痛切，情极感人。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