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阕以秋景来衬托离别的悲伤。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秋风凄切伤离”，起句便切入题旨：点出“伤离”二字，总起全篇；以“秋风凄切”突出秋景的萧索和凄清，烘托出女主人公无限凄凉的心境。“行客未归时”具体说明伤离的缘由。天凉了，行人还未归来，叫人惦念，牵肠挂肚。由“伤离”到“未归”，可知女主人公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接着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此二句托物寓情。思妇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捕捉“行客”的踪迹：他可能到了遥远的塞外而塞外早寒，现在该是衰草遍野，满目枯黄了。“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塞外草先衰”，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此句实则仍从“秋风凄切”而来，因秋风的肃杀，故“草拂之而变色，木遭之而叶脱”“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欧阳修《秋声赋》）。在想象的悲凉秋景烘托下，女主人公伤别离的悲伤情怀，更见哀婉。“江南雁到迟”写思妇急切盼望远人归来的心情。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接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句中“雁”字，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江南雁未来的实景，又有雁书未到的埋怨。“到迟”二字，并非已到，而是还迟迟未到，人未归，书信也不来，更使人感到悲戚。其实，大雁何时北上何时南下，根据气候冷暖向有大致固定的时间，不能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即便这一年，大雁归来的时间也未必真的就晚，完全是因为抒情主人公过于思念行客，才有这种纯属主观的感觉。词人这里写“雁到迟”正是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焦急等待，“写景而情在其中”（况周颐《蕙风词话》），将思妇盼”行客”早早归来的内在情感曲折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其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出的人因种种意外而误了归期，不能按约定时间返家，是很正常的事。思妇盼人未归，便盼雁书报信；可“雁书”也迟迟不到，她只得经受与“行客”长期分离的煎熬，其内心伤离的痛苦自然更深一层。
下阕集中笔墨刻画了思妇伤离而导致的身心之苦。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形象：“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女子原本白里透红的娇嫩如芙蓉的脸庞，已经像凋败的荷花显得黯淡憔悴；原本弯曲细长的秀眉，也如枯萎的柳叶，失去了其固有的光泽和形状。嫩脸憔悴，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按说“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古代女子最美的标准，可这位女子的容貌如此不堪。这一方面证明了她的思念之苦，以致损伤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女子因“行客未归”而无心妆奁，不施脂粉，懒画蛾眉，必然容颜憔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管家境如何贫穷都拦不住女子对美的追求。古诗文中，多有女子借清水映面、采野花簪发的描写。然而这位女子化妆并非为美而美，而是为了取悦心中所爱之人，爱人不在，“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这两句就不仅写出了思妇伤离之情，而且写出了她对爱人的忠贞。结拍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重又回到首句“秋风凄切伤离”的环境之中，情景交融，更显离情别绪的缠绵强烈。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摇落”二字状凋残的秋景，如千古悲秋之祖宋玉的名句“悲哉秋之为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摇落的秋景，渲染烘托着悲伤的情调，眼前的秋景越是肃杀飘零，思妇的感情越是悲伤，甚至到了肝肠欲断的地步。但是，此中的痛苦与寂寞有谁知道呢？最后三字“谁得知”，仍然是思妇希望她“未归”的“行客”，得知她苦苦期盼的心情，早早归来。但实际上，思妇即便悲苦肠断，也是无人知道，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这就是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了。
温庭筠词作最常用的手法，是以绮丽华美的环境，凸显孤独女子的心情。这首词却与温庭筠大多数词作不同，它是以萧索凄楚的秋景衬托离情，将凄切的秋风飘零的草木，都写入词中，情景交融，形成质朴清峻的风格，达到令人神伤的效果，在温词中别具一格。
词的开头，是对临别时汉阳冬天风景的描写。“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衰草云烟发愁，乌鸦向夕阳送别，风沙在平野回旋。“愁”、“送”二字，下语工妙，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恙草与乌鸦的忧愁和惜别之情，意境凄迷，气象阔远，一下子把人带入孤独忧伤的情绪之中。正是以愁人观物，物皆着愁之色彩。这时的姜夔已是人到中年，尽管他多才多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长期过着飘泊江湖天涯羁旅的生活。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他对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生活，已有些厌倦了，然而他无法改变现状，无可奈何之情已隐约暗现。
接着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姜夔以自己的诗才，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并把侄女嫁给了他。萧德藻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称。通过萧德藻，他又结识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社会名流。作为权门清客，他有过游冶流连的生活，游荡过繁华的娱乐场所。词中追忆了这段冶游生活之后，他认为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昔日的友情：“谁念飘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他的诗曾受到杨万里的高度评论：“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凭着他的社会关系与在诗坛的盛名，他决不至于晚年家贫如洗，死后靠别人的资助来埋葬，原因就在于他不同于一般的权门清客。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纯粹的诗人。他所交结的也都是既有名望又有气节的人。据说张鉴要出钱给他捐官，又要把良田送他，他都拒绝了。杨万里称他甚似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他一生最珍视的不是高官厚俸，他是一个绝对忠于文学、忠于爱情友情的高人。所以在怀念往日壮游生活之后，不禁深深地感叹：有谁怜念我湖海飘零，只落得满腔伤感！他感到同汉阳朋友的久别重逢，小窗闲话，难能可贵。
下片的开头，是对旧游之地的追忆与深沉的感叹：“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他深深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程里，同朋友们“离多会少”。对于一个忠于友情的人，离别当然是最痛苦和难以承受的。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在汉阳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又要东下湖州了。
接着是追忆他的扬州、衡岳、洞庭等地之游。竹西：扬州城东禅智寺侧有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代指扬州。白石在《扬州慢》中也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句以代扬州。“雁碛”、“渔汀”都不是泛指大雁翔集的沙滩，和渔舟往来的洲渚，是指他曾经“游冶”过的名山胜地。他曾游衡岳、洞庭，回雁峰是南岳七女二峰之一，滨临湘水，水边滩碛相连；洞庭湖，渔舟往来不歇，因此应指他曾经游历过的衡岳、洞庭。（《昔游诗》中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又说：“芦洲雨中淡，渔网烟外归。”）他重访扬州是什么使他“珠泪盈把”。那是因为金人在1129年（建炎三年）和1161年（绍兴三女一年）大举南下之后，昔日繁华的扬州，遭到了战火的惨重破坏。他在初访扬州时写的《扬州慢》一词中说：“过春风女里，尽荠麦青青。”“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怀着爱国的黍离之悲，重访扬州，怎能不令人伤痛！对于衡岳、洞庭的壮丽风光，他在《昔游诗》这一组诗中，曾尽情地描绘和歌颂。他歌颂洞庭说：“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他描写南岳说：“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描写南岳湘滨的风光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扫积雪，万万玉花凝。”此时由于诗人老去，情怀悲凉，没有那种游乐之情了。白石论诗，主张“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主张“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这首用白描手法描写的词，所以令人读来蕴藉含蓄，余味不尽，正是由于“景中有意”的缘故。比如竹西亭吧，这是扬州胜景，然而白石重访时，却是“珠泪盈把”。衡阳的“雁碛”，洞庭的“渔汀”是多么幽雅的画面，然而诗人已觉得“老去不堪游冶”了。他在写景时，赋予自己的深情厚意，因而使人读来馀味无穷。
词的结尾也是很奇特的：“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苕溪这里，他从对昔日壮游的回忆转回到现实情境中的惜别，又跳到对将来归来的设想，反映出白石词在结构上的特色是多采用暗线结构，即打破时空局限，将回忆、现境、设想溶成一片，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意境。这种结构，正如白石所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道人诗说》）在整个下片中，他通过幽静凄清的景物描写和奇特的联想，对所吟咏的事物，赋予了动人心扉的魔力。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