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