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王维有诗《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陌上新离别，苍茫四郊晦。登高不见君，故山复云外。远树蔽行人，长天隐秋塞。心悲宦游子，何处飞征盖。”与这首《观别者》诗同一机杼。只是这首《观别者》写法上很别致。它借陌上人的惜别，来表现自己的宦游之悲。
青青河畔，杨柳陌上，依依别离。似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之风，又宛若“杨柳依依”之韵，离别之境，自然而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爱子”一游，或为生计，或为功名。尚有高堂，已是老亲，又怎舍得弃高堂于不顾呢。一“爱”字，一“老”字，各种情境，只有画中人懂得。心念老亲，然生计所迫，远游原是那般无奈；此行远去，尚不知明天深浅，自然又有新的忧愁升起。此番远游，归期难料，然心中那个“孝”字，又该如何书写。切切转向兄弟，满腔的心思，托付于手足之上；依依而望，对父母的牵肠挂肚，都诉诸四邻。都门帐饮，饮毕做辞，心底仍是万千不舍，一一惜别那熟悉的脸庞。同伴早已动身，飞奔而去，再停留怕是要追赶不上，只得挥泪阔别，迈向前方，而那转身的瞬间，早已是两行滚烫的泪花。转眼间，已然望不见“车徒”，唯留下滚滚的行尘，淹没了远去的身影，那远眺的双眸，目送着远方消逝的身影，早已是老泪纵痕。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吾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一句拉回现实，原来诗人只是一旁观者，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内心的触动，亦随着飘扬的尘土，沾湿了衣襟。
诗中画面，在古代并不少见，诗词之中亦不乏这样的诗篇，然右丞笔下的画面，却是那般情深。至亲别离，肝肠寸断，然生活所迫，又无可奈何。历史画卷中，重复上演了多少幕。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主角，不变的却都是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致，亲情、友情、爱情，一幕幕，一出出，在时空的帷幕里掀起层层浪花。
第一二两句“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抽荣”，一作抽茎；“荣”，本指草本植物的花，这里指抽芽。诗的前两句描写春草在乡野上旺盛生长的景象，无边无际、无名无誉的春草，在溪水边、在原野上发芽、生根、绵延生长，闲适自在、任意为家，它们不重花名，不以萱、兰等骄世同类自骄，努力保持自尊自信的品格和精神。它们看似平凡，却洋溢着生命本原的葱绿。
“似嫌车马繁华地，才入城门便不生”这些天涯海角处处家的春草，一进入“城门”的“车马繁华地”竟不再生长了！因何缘哪？“似嫌车马繁华地”！好一个“嫌”字，既交待了“不生”城门之内的原因——厌恶城门内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所以才绝诀地拒绝在城内生存，更突显了春草的品格。
知人论诗，品诗至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诗人的作为品性。作者借咏春草，表达自己厌恶官场，鄙弃世俗，乐于归隐，誓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样的取意，暗合了罗邺《赏春》诗的“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东风不世情”之旨，又与唐末于武陵的《东门路》“东门车马路，此路有浮沉。白日若不落，红尘应更深。从来名利地，皆起是非心。所以青青草，年年生汉阴”相协。
刘敞这首七绝同样运用比兴手法，借咏春草，寄寓他对一种人生品格的赞颂。在白居易的绝唱《赋得古原草送别》之后，刘敞从春草中发现了足以陶冶与启迪人心的新鲜诗意，并能营造出独特的意象,把新鲜的诗意含蓄地表达出来，堪称宋诗中咏春草的佳篇。诗作表达的情感，更指它带给我们的自然之理：要想使客观事物健康成长，必须给予它们宽松的生长环境，这是使其赖以生长壮大的客观条件。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