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这首诗作于搬家时，抒写对故居一草一木依恋难舍的深厚感情。
诗人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这一童话般的意境。诗中的一切，无不具有生命，带有情感。这是因为戎昱对湖上亭的一草一木是如此深情，以致在他眼里不只是自己不忍与柳条、藤蔓、黄莺作别，柳条、藤蔓、黄莺也象他一样无限痴情，难舍难分。他视花鸟为挚友，达到了物我交融、彼此两忘的地步，故能忧乐与共，灵犀相通，发而为诗，才能出语如此天真，诗趣这般盎然。
这首诗的用字，非常讲究情味。用“系”字抒写不忍离去之情，正好切合柳条、藤蔓修长的特点，又写出柳条藤蔓牵衣拉裾的动作，又符合春日和风拂拂的情景，表现它们依恋主人不忍主人离去的深情。用“啼”字既符合黄莺鸣叫的特点，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让人联想到离别的眼泪。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也被后人广泛采用。“啼”字既指黄莺的啼叫，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也容易使人联想到辞别时离人伤心的啼哭。一个“啼”字，兼言情景两面，而且体物传神，似有无穷笔力，正是斫轮老手的高妙之处。
这是一首抒发爱国之情的词篇。
登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常见主题，登高远眺可使人，胸怀豁然开朗。如果所登之处是历史上著名的古迹，所生感慨就更为深广。此词即是。在著名的争战之地牛渚山，作者登临山顶高高的然犀亭，纵览长江天险，不禁心胸霍然敞开。一个“豁”字，极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目游万里，神驰今古，内心开朗畅快的情状，直贯以下七句。牛渚山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下临长江，其山脚突入江中处，名采石矶，为长江最狭长之处，形势险要，自古为南北战争必争之地。据其意记载，后汉孙策渡江攻刘繇，晋王浑取吴，梁候景渡江入建康，隋济江破陈，宋曹彬渡江取南唐，都是从牛渚山采石矶处攻进的。作者登临怀古，往事千端，纷纷涌上心头，不禁问道：是谁在此山顶高处盖了然犀亭，独自占有这一古往今来使人慷慨愁绝之地！
实际上，作者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要追寻“著危亭”的是谁，而是要以此向人们提问：“占断”这一古今愁绝之地、主宰祖国山川绝胜的人究竟是谁。是谁？词中没有回答，但下面“曾扫百万胡羯”、“英雄豪杰”却是巧妙的不答之答。“江势鲸奔”形容江面有如巨鲸奔腾。采石矶一带江面狭窄，长江顺势而下，水势汹涌湍急，有“一风微吹万舟阻”之说，足见这一带风浪之险恶，以“鲸奔”设喻，极贴切。
“山形虎踞”，形容山势雄伟险要。以上“江势”三句谓江山形胜乃是天然险峻，非人力所为。“向来舟舰，曾扫百万胡羯。”作者登临牛渚危亭，面对山川险要的形势，历史上在此地发生的战事一一涌上心头，但最念念不忘的也许就是“采石矶大捷”。宋绍兴三十一年，宋虞允文在采石矶与金主完颜亮率领的四十万大军进行殊死战斗，大获全胜。完颜亮后被部将所杀。这一战极大增强了南宋军民的信心，并成为文人念念不忘的快事。作者亲临此处，遥想当年激战的壮烈场面，怎能不生成满腔英雄豪情！
由登眺危亭——然犀亭，也令人忆起历史上有名的燃犀照水故事。传说点燃犀牛角可以洞见怪物。据《晋书。温峤传》载：“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后来燃犀往往用以形容洞察奸邪。温峤初在北方为刘琨谋主，抵抗刘聪、石勒；南下，又与瘐亮等筹划攻灭王敦，讨伐苏峻、祖约叛乱。所以作者将他看作抵御外患、平定内乱的英雄豪杰。“追念”三句是说男儿应当象温峤那样有眼光、有谋略的英雄豪杰。可是岁月无情，壮志未酬，自己已经两鬓斑白，难以有所作为了。所以岳飞不禁忠告世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但主观上有立切之志，客观环境却不允许，所以仍不免老大无成，壮志难酬。更为可叹的是，现实中又缺乏温峤式的英雄来抗击外患，革新内政。“云暗江天，烟昏淮地，是断魂时节。”三句是景语更是情语，喻指边境形势险恶与国家政局衰败，兼以表达作者对深重国难的隐忧之情。报国无门，满腔忧愤无处发泄，借洒浇愁不能自已，最后凝铸成一个将栏干捶碎、忠愤发狂的爱国者形象。结韵具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词作者是南宋一位颇有材略的人，《宋史》本传说他“才具优长，而严酷累之”。他曾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在任镇江知府、江西安抚使等地官方时，赈济流民，重视战备，他在词中抒发的忠愤之情，乃是南宋壮志难酬的有识之士蓄之已久的爱国激情。
这首词激昂悲愤。上片写登眺牛渚危亭，览景动情，因景抒怀，抚念昔日抗金的英雄业绩，壮怀激烈。下片换头仍从登眺着笔，由然犀触景生情，激发英雄豪志，继而叹惜流年，英雄失志，将一腔忠愤化为诗酒怒狂，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南宋一代爱国志士共有的“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诗句》的英雄憾恨。
全词描写的是古战场牛渚山的险景，抒发的是作者的一腔爱国豪情，由景及情，情景交融，十分自然。另外所用两个典故“扫百万胡羯”和“照水然犀”也是了无痕迹，与全词之情景融为一体。词中流露出的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以及豪迈悲壮的鲜明风格极具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