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晏几道写情沉郁顿挫，除感情真挚外，艺术表现上也别具一格，这就是：以婉曲的方式表情达意，尽量避免尽情直泻。此词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是一首以深婉含蓄见长的言情词。
上片前两句写旧地重游时似曾相识的情景。在这秋千院落、垂帘绣户之内，仿佛有一位佳人在把笔题诗。佳人是谁，词中未作交代。然从过片“朝云”二字来看，可能是指莲、鸿、苹、云中的一位。“秋千院落”，本是佳人游戏之处，如今不见佳人，唯见秋千，已有空寂之感；益之以“重帘暮”一词，暮色苍茫，帘幕重重，其幽邃昏暗可知。在这种环境中居住的佳人，孤寂无聊，难以解忧。“彩笔闲来题绣户”一句，作出了回答。“彩笔”，即五色笔，相传南朝梁代江淹，才思横溢，名章隽语，层出不穷，后梦中为郭璞索还彩笔，从此作品绝无佳者。这位佳人闲来能以彩笔题诗，可见是位才女。“题绣户”者，当窗题诗耳。一位佳人当窗题诗之美景，当系词人旧地重游所想见的，这位佳人已经不在了。
上片歇拍两句，主要写词人从外面所看到的景色，以及由此景色所触发的情思。此时词人恍如从幻梦中醒来，眼前只见一枝红杏出墙头，几树绿杨飘白絮。美丽的景色勾起美好的回忆，那红杏就象昔日佳人娇艳的容颜，经过风吹雨打已变得憔悴；那绿杨飘出的残絮又好似词人漂泊的行踪，幸喜又回到故枝。这工整的一联，韵致缠绵，寄情深远，以眼前景，写胸中情，意寓言外。
过片用楚王梦遇巫山神女的典故，表达对这位佳人的怀念。据《小山词》自序云，莲、鸿、苹、云四位歌妓，后来“俱流转于人间”，不知去向。这里说佳人象朝云一样飞去，从此音信杳然，也许又去赴另一个人的约会。事虽出于猜想，但却充满关切之情，从中也透露了这位女子沦落风尘的消息。惝恍迷离，昨梦前尘，尽呈眼底。
结拍词意陡转，从佳人写到自己。然而似离仍合，虚中带实，形象更加优美，感情更加深挚。词人不说这位佳人的住处他很熟悉，而偏偏以拟人化的手法，托诸骏马。这一比喻很符合词人作为贵家子弟的身分，可知词人确曾身骑骏马，来到这秋千深院，与玉楼绣户中人相会。由于常来常往，连马儿也认得游踪了。紫骝骄嘶，柳映画桥，意境极美，这是虚中写实，实中有虚。清人沈谦说：“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胜，著一实语，败矣。康伯可‘正是销魂时候也，撩乱花飞’；晏叔原‘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秦少游‘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深得此法。”（《填词杂说》）所说颇中肯綮。
此词以深婉含蓄见胜。黄蓼园《蓼园词选》分析此词：“首二句别后，想其院宇深沉，门阑紧闭。接言墙内之人，如雨余之花；门外行踪，如风后之絮。后段起二句言此后杳无音信，末二句言重经其地，马尚有情，况于人乎？”然而，这些意蕴，作者都未实说，而是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此诗首联写出了太阳未出时山城在雾中的特有景色；颔联写雾消天晴之景；颈联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尾联从物写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的喜爱之情。全诗写景生动，状物细致，写作手法含蓄，用语极工稳。
此诗第一句是拗体，点明刚出郊时的情况，太阳要出还没有出，第二句写满天大雾，以致城都隐在雾里看不见了。这个“失”字用得很活。这里写的景色就像杜甫写的“孤城隐雾深”，但炼成“雾失江城”就不落套，而这个“失”字，正是从杜诗归云拥树失山村”学来。“雨脚微”是写大雾像细雨一样，这两句写出山城的特有景色，实际这是天晴的前兆。
三四句写雾消天晴。苏轼《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三四两句较苏诗要凝炼曲折一些，每句都作两层，把静物写活了，即所谓拟人化。“天忽作晴”把天晴当作有意识的行动，“忽”字对上句“雨脚”来的，原来是作雨，忽然又“作晴”了，四山原来被雾幔遮住，现在山都把帘幔卷起来了。第四句，天虽然晴了，但许多云还未散去，还要故意作态，那些山石上还没有散掉的云就像人披件衣服似的唐人包贺诗：“雾是山巾子，船为水极鞋。”纯粹是打油腔。而这里写成两层，把云和石都写活了，远非“山巾子”之喻所能比拟。这一联写的是大处远景。
五六句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而“语”是听得，“飞”是看见。“烟村南北”写行中所见，村南听到，村北也听到，那末“出郊”的行动自在其中“麦垅高低”是山城近郊特色，表现地势不平。黄鹂紫燕的活动乐在其中，而在这里作者仍在衬托人的乐趣。农历二月二日春耕已开始，一早耕罢放牧归村，景色如画，使人想起唐人许多写牧童的诗句，如崔道融《牧竖》：“牧竖披蓑笠，逢人气做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后几句写出一幅农家乐图。
七律中间两联易见精采，而尾联难于中间，首联尤难。此诗顺序而下，极有层次。第一联写初出郊时，大雾如雨，连城池都看不见了。三四两句写天忽放晴后四山的景色，这一联是从大处远处着眼，天云、山石，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每句都是两层意思的复句，两句句法相对而意思相联，上句写山卷幔，应该云雾尽失，下句写云却留恋不去，那个“犹”字很用力，和“忽”字对得极工稳。律诗中间两联应有变化，这五六两句虽然也有烟村、麦垅、黄鹂、紫燕四种东西，但各为单句。这两句作者的视线从远处收到近处，从大的东西收到小的，从静物写到动物。在天晴之后，看到一片生机。结尾又从物收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但是从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热爱郊外人物的艳羡之情。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细致见长，和《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那种横眉怒目气壮山河的诗风，恰成对照，可以看出诗人触景生情，风格是多样的。
《卷耳》是一篇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其佳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诸说，都把诗中的怀人情感解释为单向的；另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和中国的《诗经》专家孙作云还提出过《卷耳》是由两首残简的诗合为一诗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卷耳》篇章佳妙布局认识不足的缺陷。
《卷耳》四章，第一章是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的；后三章则是以思家念归的备受旅途辛劳的男子的口吻来写的。犹如一场表演着的戏剧，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独白在同一场景同一时段中展开。诗人坚决地隐去了“女曰”“士曰”一类的提示词，让戏剧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让男女主人公“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首章女子的独白呼唤着远行的男子，“不盈顷筐”的卷耳被弃在“周行”——通向远方的大路的一旁。顺着女子的呼唤，备受辛苦的男子满怀愁思地出现；对应着“周行”，他正行进在崔嵬的山间。一、二两章的句式结构也因此呈现着明显的对比和反差。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复沓，带有变化的复沓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章法结构特征，这种复沓可以想象为是一种合唱或重唱，它强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效果，开拓补充了意境，稳定地再现了音乐的主题旋律。第四章从内容分析仍是男子口吻，但与二、三章相差很大。这类《诗经》中经常用的手法称为单行章断，比如《召南·采蘩》《召南·行露》《周南·葛覃》《周南·汉广》《周南·汝坟》等诗中都有此类手法。这类手法是合唱形式的遗存，可以想像这是幕后回荡的男声合唱。其作用是渲染烘托诗篇的气氛，增强表演的效果。
《卷耳》的语言是优美自然的。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当时的民谣套语。《周易·归妹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正与《卷耳》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对应。把民谣用作套语，像一个套子一样放在诗章句首，为诗奠定韵脚、句式的基础和情感思绪的习惯性暗示，这是《诗经》的起兴手法的一例。诗人善于用实境描画来衬托情感。旅途的艰难是通过对山的险阻的描摹直接反映出来的：诗人用了“崔嵬”“高冈”“砠”等词语。而旅途的痛苦则是通过对马的神情的刻画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了“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语。而描摹山、刻画马都意在衬托出行者怀人思归的惆怅。“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以酒浇愁，便是正面对这种悲愁的心态提示。全诗的最后是以一种已类化的自问自答体收场的：“云何？吁矣！”它既是对前两章“不永怀”“不永伤”的承接，也是以“吁”一字对全诗进行的总结，点名“愁”的主题，堪称诗眼。
怀人是世间永恒的情感主题，这一主题跨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它本身成了历代诗人吟咏的好题目。《卷耳》为中国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徐陵《关山月》、张仲素《春闺思》、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好问《客意》等抒写离愁别绪、怀人思乡的诗歌名篇，多多少少体现了与《卷耳》一脉相承的意味。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