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北国清峻的秋景，同时抒发了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末句“不用苦思家”一语，以否定语来表示肯定之意，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的前四句写秋景，后四句写感叹。时为深秋，山中古老的树木，黄叶已飘落殆尽，只有高高的梢头尚有残留，在秋风中瑟瑟作响。有些细瘦的藤萝缠绕在古树上，在寒风中开着小花，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水边的沙岸是那么平坦，不时有北来的大雁在上面栖息，集聚力量，准备南飞。寒鸦也从广阔的原野上披着夕阳之色飞归山中，聚集在古树上，叫声深沉而悲凄。老树、寒藤、平沙、泊雁、旷野、攒鸦构成了一幅北国的秋景图，给人一种草木零落的悲秋之感。诗人选择这些景物作为描写的对象，是因为避难山中的他此时的审美心理最能与这些容易引起悲感的物象融合，悲秋之物和悲伤之怀一碰撞，便形成了这些特定的意象，构成了带有悲凄色彩的图景。当时，诗人刚从老家迁居三乡，用这“旅食”两个字概括其生活遭遇很恰当。“秋看尽”是对前四句描写的点破，直说写诗的时间是秋将尽、冬将来的九、十月之交，正与诗人避兵女几山的行踪吻合。“日又斜”不仅仅是为了点明时间，太阳落山时分，更重要的是一个“又”字，表明诗人在此战乱时起、人生多难之时，在山中度日如年，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行吟山间，送走了一个黄昏又一个黄昏。
诗人孤独的身影、艰难的步履，听到了那悲怆的吟唱、深沉的叹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干戈正飘忽”造成的。这句诗概括了当时蒙古兵屡屡进逼、战火连年不断的局势，也指当年蒙古兵和西夏兵联合攻下潼关，侵入汝、嵩地区，直逼汴京的突发事件。正因为这样，诗人在离开老家迁居河南三乡镇，又临时避兵女几山。家乡沦陷，关山千里，干戈时起，战乱不息，诗人此时是国破家危，有家难回，因此也就“不用苦思家”了。而究其实，诗人此时的心情正是苦苦思念家乡，不然还说什么“不用”，这是用否定的语气表明肯定的意思，收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该诗抒发的是诗人迫于战乱，漂泊异乡的感慨，表现的是诗人羁旅生活的悲情愁绪。该诗在艺术上的巧妙之处，是没有直接地说愁道悲，而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诗人的内心感受的。一是景寓情。首联：“老树高留叶，寒藤细作花。”笔法一粗一细，景物一大一小，但无论粗细大小，都景中有情，隐约可见。这里的高树老衰，残叶萧瑟；藤萝蔓伸，细花微结，无不是秋天的景物，构成一个萧瑟凄清、使人情郁心沉、愁绪顿生的境界，而这些景物中正寄寓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二是情生景。次联：“沙平时泊雁，野迥已攒鸦。”一写泊雁，一写攒鸦，二者俱是诗人眼中之景，是诗人思念故园渴望安定的情感的外化，是经过诗人主观情感过滤择选的景。“雁”可“泊”，“鸦”能“攒”，而诗人却如无家“雁”，失群“鸦”，四处飘零，无家可归，一种人不如鸟的情感油然而生。泊雁、攒鸦两种景物，就是诗人这种情感映射的结晶。三是景情谐。该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抒情。老树残叶，寒藤细花，平沙泊雁，旷野攒鸦这些凄清萧瑟的景与诗人由遭逢战乱，漂泊无依的生活所产生的那种凄苦暗淡、欲求依傍的情愫是十分相谐的。如果说景是“形”，情是“神”的话，那么这首诗就是形神兼备，情与景妙合无垠的了。更何况，该诗首联的景与三联的情相合，次联的景又与尾联的情互映，在景和情的融合上，也达到了细意熨帖、针迹天成的境地。
这是一首起眼绝句，第一句诗中“萧萧”说明风很大，而“北风”即北方吹来的风，北方吹来的风都是非常寒冷的，所以风很大，而且很冷。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城上守卫的将士（健儿），自然会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连耳朵都快被萧萧寒风吹落。所以第二句紧接着就写了守城将士在此种恶劣环境下的状况。在颈联中作者再次突出天气之寒冷，将军在帐篷中都还要穿着貂鼠大衣才能御寒。在这时候，将军面对这样的天气和环境也能能持酒望着帐外飞雪而已。尾联即将军的反应。
全诗通过对这种恶劣天气和环境的描写，对将士们的反应刻画，表达出了将士们行军打仗的艰辛，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将士们的怜爱之情。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访友之时的情景，既写美景，又显出诗人的雅兴，不落俗套，读起来既感亲切自然，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此诗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兴味隽永，耐人玩索。
诗人举目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艳夺目的柿林。柿叶经霜一打，都已变红，给秋日的园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那是十分迷人的。接着，抬头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般明净，把巍峨的红楼衬托得更加清晰壮丽。“倚”字很传神。秋高气爽，那本来就杳缈幽深的天宇越发显得空阔高远，而它竟与红楼相依相偎，这就巧妙地烘托出红楼高耸入云的雄姿了。诗人以瑰丽的色调、清新的语言，绘出绚烂秋色，创造出碧天、红楼“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的寥廓境界，令人心旷神怡。
朱楼、红叶固然美丽，但隔窗隐约可见的那片幽深的竹林，苍翠多姿，尤为可爱。“爱竹”之“爱”，透露出诗人的倾羡之情，表现出诗人高雅的情趣。“无人问”三字既缴足题面，又开启下文：既然有好竹无人观赏，就进院去尽情游览一番吧。于是，他差遣随从到邻居家寻找开门的工具去了。访友不遇，并不返回，反而反宾为主，设法开门；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仔细咀嚼，却又觉合情合理，极富韵味。可以想见，李益对院内景色十分熟悉，对那丛翠竹特别喜爱，他和广宣的思想性格十分投合，对广宣的举止行动非常了然，连户钩放在何处也清清楚楚，他又可以不避嫌疑地擅自开门入室，可见他们相知之深，过从之密。这样丰富的内涵，这种超乎寻常的友情，不是通过“喜遇”之类的正面描述来表现，而是通过“不遇”时的一个举动“使人思而得之”，确是自成机杼，不落俗套，令人读来既感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又觉委曲含蓄，兴味隽永。而且，诗人这一“爱”一“觅”，又使人想见其为人的洒脱、随和、豪放。至此，读者亦可领悟到前面的壮美秋色，正和诗人的磊落胸襟相映照。全诗气脉流贯，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