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李白的这首宫怨诗，虽曲名标有“怨”字，诗作中却只是背面敷粉，全不见“怨”字。无言独立阶砌，以致冰凉的露水浸湿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表现出人的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的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曹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意境。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首两句是说，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前两句写女主人公无言独立玉阶，以至冰冷的露水浸湿了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见人之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之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三国魏曹子建“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洛神赋》）的意境。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末两句是说，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怨深，夜深，不禁幽独之苦，乃由帘外而帘內，及至下帘之后，反又不忍使明月孤寂。似月怜人，似人怜月；若人不伴月，则又有何物可以伴人？月无言，人亦无言。但读者却深知人有无限言语，月也解此无限言语，而写来却是一味的望月。此不怨之怨所以深于怨也。
“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诗家秘传。此一转折，似断实连；似欲一笔荡开，推却仇怨，实则经此一转，字少情多，直入幽微。却下，看似无意下帘，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本已夜深了，怨也深了，无可奈何而入室。入室之后，却又怕隔窗明月照此室内幽独，因而下帘。帘下来以后，却更难消受这凄苦无眠之夜，与更无可奈何之中，却更去隔帘望月。此时忧思徘徊，如此情思，乃以“却下”二字出之。“却”字直贯下句，意谓：“却下水晶帘”，“却去望秋月”。在这两个动作之间，有许多愁思转折返复，所谓字少情多，以虚字传神。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有“空谷传音”之法，似当如此。“玲珑”形容水晶帘之透明，二字看似不经意之笔，实则极见功力，以隔帘望月，衬托了人之幽怨。
诗中不见人物姿容与心理状态，而作者似乎也无动于衷，只以人物行动见意，引导读者步入诗情最幽微处，并且为读者保留想象余地。使得诗情无限辽远，无限幽深。以此见诗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意。以叙人之笔抒情，常见，易；以抒情之笔状人，罕有，难。
在写作理论上，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矜持”说，也就是说作者应该与所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一定的“矜持”与冷静。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客观，无声嘶力竭之弊。本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受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不著怨意而怨意很深，在艺术上有幽邃深远之美。这首《玉阶怨》含思婉转，余韵如缕，正是这样的佳作。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