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先写洞庭湖月下的景色，突出写它的澄澈。“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青草是和洞庭相连的另一个湖。这几句表现秋高气爽、玉宇澄清的景色，是纵目洞庭总的印象。“风色”二字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风有方向之别、强弱之分，难道还有颜色的不同吗？也许可以说没有。但是敏感的诗人从风云变幻之中是可以感觉到风色的。李白《庐山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那万里黄云使风都为之变色了。张孝祥在这里说“更无一点风色”，表现洞庭湖上万里无云，水波不兴，读之冷然、洒然，令人向往不已。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piān）舟一叶。”玉鉴就是玉镜。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玉鉴琼田”，形容湖水的明净光洁。“三万顷”，说明湖面的广阔。著，犹着，或释为附着。船行湖上，是飘浮着、流动着，怎么可以说附着呢？著者，安也，置也，容也。陈与义《和王东卿》：“何时著我扁舟尾，满袖西风信所之。”陆游《题斋壁》：“稽山千载翠依然，著我山前一钓船。”都是这个意思。张孝祥说：“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在三万顷的湖面上，安置我的一叶扁舟，颇有自然造化全都供我所用的意味，有力地衬托出诗人的豪迈气概。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这三句写水天辉映一片晶莹。“素月分辉”，是说皎洁的月亮照在湖上，湖水的反光十分明亮，好象素月把自己的光辉分了一些给湖水。“明河共影”，是说天上的银河投影到湖中，十分清晰，上下两道银河同样地明亮。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这两句明点月华星辉，暗写波光水色，表现了上下通明的境地，仿佛是一片琉璃世界。所以接下来说：“表里俱澄澈。”这一句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说来说去，洞庭秋色美在哪里呢？词人在这一句里点了出来，美就美在“澄澈”上。这里表里如一的美，是光洁透明的美，是最上一等的境界了。“表里俱澄澈”这五个字，描写周围的一切，从天空到湖水，洞庭湖上上下下都是透明的，没有一丝儿污浊。这已不仅仅是写景，还寄寓了深意。这五个字标示了一种极其高尚的思想境界，诸如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些意思都包涵在里面了。杜甫有一句诗：“心迹喜双清”（《屏迹》三首其一），心是内心，也就是里，迹是行迹，也就是表，心迹双清也就是表里澄澈。“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恰好可以集成一联，给我们树立一个为人处世的准则，我们不妨拿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当张孝祥泛舟洞庭之际，一边欣赏着自然景色，同时也在大自然中寄托着他的美学理想。他笔下的美好风光，处处让我们感觉到有他自己的人格在里面。诗人的美学理想高尚，心地纯洁，他的笔墨才能这样干净。
上片最后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洞庭湖是澄澈的，诗人的内心也是澄澈的，物境与心境悠然相会，这妙处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悠然，闲适自得的样子，形容心与物的相会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不是勉强得来的。妙处，表面看来似乎是指洞庭风光之妙，其实不然。洞庭风光之妙，上边已经说出来了。这难说的妙处应当是心物融合的美妙体验，只有这种美妙的体验才是难以诉诸言语的。
下片着重抒情，写自己内心的澄澈。“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岭表，指五岭以外，今两广一带。岭表经年，指作者在广南西路任经略安抚使的时期。“应”字平常表示推度猜测的意思，这里讲的是自己当时的思想，无所谓推度猜测。这“应”字语气比较肯定，接近“因”的意思。杜甫《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犹言“官因老病休”，“应”字也是肯定的语气。“应念岭表经年”，是由上片所写洞庭湖的景色，因而想起在岭南一年的生活，那是同样的光明磊落。孤光，指月光。苏轼《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就曾用孤光来指月光。“孤光自照”，是说以孤月为伴，引清光相照，表现了既不为人所了解，也无须别人了解的孤高心情。“肝胆皆冰雪”，冰雪都是洁白晶莹的东西，用来比喻自己襟怀的坦白。南朝诗人鲍照在《白头吟》里说：“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南朝另一个诗人江总《入摄山栖霞寺》说：“净心抱冰雪。”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些都是以冰雪比喻心地的纯洁。张孝祥在这首词里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结合他被谗免职的经历来看，还有表示自己问心无愧的意思。在岭南的那段时间里，自问是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恰如那三万顷玉鉴琼田在素月之下表里澄澈。在诗人的这番表白里，所包含的愤慨是很容易体会的。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这两句又转回来写当前。萧骚，形容头发的稀疏短少，好象秋天的草木。结合后面的“冷”字来体会，这萧骚恐怕是一种心理作用，因为夜气清冷，所以觉得头发稀疏。“短发萧骚襟袖冷”，如今被免职了，不免带有几分萧条与冷落。但诗人的气概却丝毫不减：“稳泛沧溟空阔”。不管处境如何，自己是拿得稳的。沧溟，本指海水，这里指洞庭湖水的浩淼。这句是说，自己安稳地泛舟于浩淼的洞庭之上，心神没有一点动摇。不但如此，诗人还有更加雄伟的气魄：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是全词感情的高潮。西江，西来的长江。挹，汲取。“尽挹西江”，是说汲尽西江之水以为酒。“细斟北斗”，是说举北斗星当酒器慢慢斟酒来喝。这里暗用了《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的意思，诗人的自我形象极其宏伟。“万象”，天地间的万物。这几句是设想自己作主人，请万象作宾客，陪伴我纵情豪饮。一个被谗罢官的人，竟有这样的气派，须是多么的自信才能做到啊！
词的最后两句更显出作者艺术手法的高超：“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舷，船边。扣舷，敲着船舷，也就是打拍子。苏轼《赤壁赋》：“扣舷而歌之。”啸，蹙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张孝祥说：“扣舷独啸”，或许有啸咏、啸歌的意思。“不知今夕何夕”，用苏轼《念奴娇·中秋》的成句：“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张孝祥稍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完全沉醉，忘记这是一个什么日子了。这两句作全词的结尾，收得很经松，很有余味。从那么博大的形象收拢来，又回到一开头“近中秋”三字所点出的时间上来。首尾呼应，结束了全词。
张孝祥在南宋前期的词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是伟大词人辛弃疾的先驱。他为人直率坦荡，气魄豪迈，作词时笔酣兴健，顷刻即成。他的词风最接近苏东坡的豪放，就拿这首《念奴娇》来说吧，它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风格就很近似。《水调歌头》写于中秋之夜，一开头就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将时空观念引入词里，在抒情写景之中含有哲理意味。末尾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欲打破时间的局限和空间的阻隔，在人间建立起美好的生活。整首词写得豪放旷达，出神入化。张孝祥这首《念奴娇》写的是接近中秋的一个夜晚。他把自己放在澄澈空阔的湖光月色之中，那湖水与月色是透明的，自己的心地肝胆也是透明的，他觉得自己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以主人自居，请万象为宾客，与大自然交朋友，同样豪放旷达，出神入化。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仿佛是与明月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关于人生的哲理。张孝祥的《念奴娇》则是将自身化为那月光，化为那湖水，一起飞向理想的澄澈之境。两首词的写法不同，角度不同，那种豪放的精神与气概，却是很接近的。
黄蓼园评此词说：“写景不能绘情，必少佳致。此题咏洞庭，若只就洞庭落想，纵写得壮观，亦觉寡味。此词开首从洞庭说至玉界琼田三万顷，题已说完，即引入扁舟一叶。以下从舟中人心迹与湖光映带写，隐现离合，不可端倪，镜花水月，是二是一。自尔神采高骞，兴会洋溢。”（《蓼园词选》）这首词在情与景的交融上的确有独到之处，天光与水色，物境与心境，昨日与今夕，全都和谐地融会在一起，光明澄澈，给人以美的感受与教育。
这首中秋词是作者泛舟洞庭湖时即景抒怀之作。开篇直说地点与时间，然后写湖面、小舟、月亮、银河。此时作者想起岭南一年的官宦生涯，感到自己无所作为而有所愧疚。而且想到人生苦短不免心酸，不过由于自己坚持正道，又使他稍感安慰。他要用北斗做酒勺，舀尽长江做酒浆痛饮。全词格调昂奋，一波三折。
这首诗一二句写出了北陂杏花的娇媚之美，后两句表现了杏花高洁的品性之美，作者寄情于物，体现出王安石刚强耿介的个性和孤芳自赏的人生追求。
这首绝句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王安石晚年时期，他的绝句尤好。曾有人言，唐代以后无诗，此论太极端了点。王安石晚年的绝句有不少是直追唐人的，在议论入诗上，他的议论与描叙结合得很紧，而且议论不浅白直切，而是含蕴有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这两句写景状物，描绘杏花临水照影之娇媚。首句点明杏花所处地理位置。“陂”，此处是指池塘。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着杏树，预示着勃发的生机。“绕”字用得精巧，既写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势，又写水花之相依相亲。王安石爱用“绕”字摹写山形水势，如他《江上》一诗中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书湖阴先生壁》（其一）中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又在《钟山即事》中说“涧水无声绕竹流”，有清婉、柔媚、幽静之感。
“花影妖娆各占春”从花与影两个方面写杏花的绰约风姿。满树繁花竞相开放，满池花影摇曳迷离。“妖娆”二字本用于写人，这里移用于杏花，展现了杏花争奇斗妍的照人光彩。一个“各”字，表明在诗人眼中，花与影一样地美艳、多情，一样令人流连忘返、沉迷自失。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王安石写花善于从本体和投影两方面着手，如此刻画，虚实相生：一方面使景物更具立体的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即对虚静恬淡之美的情有独钟。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两句议论抒情，褒扬北陂杏花品性之美。
这两句对偶精工，如陈衍《宋诗精华录》说：“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绝句）。”这两句托物言志，耐人玩味。“春风吹作雪”，这一笔淋漓地描绘出风吹杏树，落英缤纷，似漫天飞雪，而随波逐流的凄美景象，比喻生动，浮想联翩。即便是春风轻拂，娇媚的花儿也不堪吹折，它凋谢了，零落了，这本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但诗人却偏说它胜过南陌杏花，矜持与自足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对比启人深思：“南陌”在此诗中与“北陂”相对立，这两个背景意象包含着一种空间的隐喻。若说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则“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物欲横陈的名利之场。
“南陌”繁华，“北陂”僻静；“南陌”热闹，“北陂”空寂；北陂杏花即使零落了，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素洁；而南陌的杏花要么历尽亵玩、任人攀折；要么凋零路面、任人践踏，碾成尘土，满身污秽。若说这南陌杏花是邀功请赏、党同伐异的得势权臣的影射，则北陂杏花是诗人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的象征。王安石从1070年（熙宁三年）到1076年（熙宁九年），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寄情于半山。罢相之后，他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改革信念与立场，积极倡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纵”，一“绝”，呼应紧密，激浊扬清，掷地有声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操守。
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很忌一气直下，没有波折。这首诗句句写临水杏花，第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句，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了。
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历史的价值自有其评价的定向性，是不容任意为之的。然而，由于中国历史所独具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加以后代常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演绎，致使它具有了含义的多向性。马致远此时正遭贬谪，从官位跌落为百姓是他所面对的无情的现实，世态炎凉给他的沉重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历史事件就成了他宣泄对现世牢骚的手段，感喟世道无常、人生如梦的作品便由心而出。
第一支曲子联系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借秦汉之际的历史事件，表现对功名事业的厌弃。作者把人们带进了熟悉的史实，并画龙点睛地做出了推论。既然刘项兴亡，不过一梦，韩信这样的功臣也落得杀头的结果，那当前的功名事业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否定，对说不清功过是非的现实政治表示了反感。这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许多文人喜欢用的手法。小令由“咸阳”——秦王朝说起。秦国“百二山河”，何等强盛，最后还是灭亡了。经过五年的楚汉之争，项羽兵败乌江自刎，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室。而辅助刘邦平定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韩信却遭到杀身之祸，连像蒯通那样的谋士，也不得不假装风魔以掩世人耳目。韩信怎么也没有想到力荐刘邦重用他的萧何，后来竟会设计杀害他。这些兴衰成败，是非恩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不过是一场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道出世道之险恶，人心之叵测。结句以“醉了由他”突出“叹世”主题，表明自己超然物外，不问世事的态度。这是一首以咏史感叹世情的千古佳作。
第二支曲子通过自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前半部分表面看起来表现了作者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了寄身世外、与世无争、六根清净的无限乐趣，其实，却蕴含了内心的波澜起伏，表明他政治出世与入世的极度苦闷中挣扎。后半部分写自己不能像严子陵那样归隐，但江湖也能“避风波”，借喻官场中也可求隐。这表现了一种自我解嘲式的心态。马致远沉寂下僚，既不齿于官场的腐败，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又无力摆脱或与之抗争，于是，在官署之旁，闹市之中苦心经营了一片精巧的小天地，虽比不上前辈隐士超世脱俗的大气魄，亦可略效其遗风，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从中得到一种聊以自慰的心态平衡。
这两支小令短小精悍，概括性强，容量大。语言如飞流注涧，一泻无余，表现了马致远作为豪放派曲家的风格。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