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这是一首闺怨诗。全诗写女子之愁，虽然是春天，但“珠帘”是冷的，镜中的人也是孤单的，与“双金凤”恰好形成映衬，久睡不醒，梦中的香暖又与现实的寂冷形成鲜明对比，醒来后看着斜风吹着细雨落入池塘，心中的惆怅犹如涟漪一圈一圈散开，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是主要描摹闺中细节和女子所见所闻，但描摹得非常细腻，全诗的愁情于词句间蔓延纸外，有耐人寻味之愁。
此诗开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冷”，说明气候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也渲染出深闺冷清的气氛。“百尺哑哑下纤绠”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说珠帘长达百尺，既写出了女子住处的豪华，同时也写出了深闺的孤寂。在写了哑哑而下的珠帘之后，第三至八句描绘了美人空床独眠的画面。先描写室内环境，再出现了睡梦中的女人的形象，其情景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第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尾两句描写女子睡醒后的所见所感，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梨花委地”，“春风吹池”，让她回到的现实。但这“梨花”“春风”并不是给她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温庭筠是质感的大师，是物质世界的敏锐察觉者，华丽但并无生命的日常物品，经他笔触一点，便魔幻般地有了生气，一个个都变成了暗夜中的精灵，随着夜的节奏轻轻呼吸。
此诗写闺中春愁，在艺术上的重要特征是用细节描摹闺中的伤春幽怨情绪。诗中对女主人公之外貌、心理、行动均不作正面描绘刻画，完全藉环境气氛之烘托渲染与自然景物之映衬暗示透露，写法细腻婉曲，俨然花间词境。如“远翠”二句之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玉兔”句之与《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觉后”二句之与《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取象造境，均极相似。但其此类作品由于刻意追摹李贺，不仅意境较为隐晦，语言亦时有生硬拗涩之处，与其词之圆融自然有别；表现亦稍嫌繁尽，不如其词之含蓄蕴藉。
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