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