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听筝时的音乐感受，其格局和表现技巧别具一格，别有情韵。
首句“抽弦促柱听秦筝”，“抽弦促柱”点出弹筝的特殊动作。忽疾忽徐、时高时低的音乐声，就从这“抽弦促柱”变化巧妙的指尖端飞出来，传入诗人之耳。诗人凝神地听着，听之于耳，会之于心。“听”是此诗的“题眼”，底下内容，均从“听”字而来。
诗人听筝最突出的感受是“无限秦人悲怨声”，诗人由秦筝联想到秦人之声。据《秦州记》记载：“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秦人悲怨声”。诗人以此渲染他由听筝而引起的感时伤别、无限悲怨之情。下面围绕“悲怨”二字，诗人对筝声展开了一连串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描写。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悲啼鸟识花情。”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怨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那柳条摇荡、柳絮追逐、落英缤纷、杜鹃绕啼的暮春情景，仿佛呈现于读者的眼前；春风、杨柳、花、鸟，情怀毕露，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抽弦促柱”之声的变化，又唤起诗人更加奇妙的联想：“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上一联写大自然的景物，这一联则写人世的悲欢，更加真切感人。“独”、“空”两字，尤使画面显得分外凄清，增加了盼子思夫、离愁别恨的分量。“愁灯影”、“思月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灯前别无他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见何等孤独，不能不“愁”。楼头没有亲人，只见明月高悬，可见何等空荡，不能不“思”。这两处倘若写作“愁灯下”、“思离人”，就索然无味了。这一联用暗喻，且用“谁家”、“何处”疑问句式，不仅显得与上一联有参差变化之美，而且更能激起想象的翅膀，让各人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画面中去品尝筝声所构成的美妙动人的音乐形象。
以上两联所构成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筝声之“苦”，使人耳际仿佛频频传来各种惜别的悲怨之声。筝声“苦”，如果听者也怀有“苦”情，筝弦与心弦同声相应，那么就愈发感到苦。诗人柳中庸正是怀着苦情听筝的。
这首描写筝声的诗，着眼点不在表现弹奏者精湛的技艺，而是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时伤别之情。诗人展开联想，以新颖、贴切的比喻，集中描写筝弦上所发出的种种哀怨之声。诗中重点写“声”，却又不直接写“声”，没有用一个象声词。而是着力刻画各种必然发出“悲怨声”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使人见其形似闻其声，显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此曲起首两句，从意义上说是流水对，即出句与对句连续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天上的织机停止了工作，一匹雪白的绸绢从危立的石壁上方高垂下来，寒光闪闪，瀑布的形象既雄壮，又飘逸。“天机”、“月梭”、“石壁高垂”，无不形象恢弘，这就自然而然使人慑服于这条“雪练”的气势，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雪练”不仅气势雄壮，而且构造奇特。原来它粗看是一匹整幅，细细望去，却可以析成一缕缕带雨的冰丝。元人伊世珍《嫏嬛记》载，南朝沈约曾遇见一名奇异的女子，能将雨丝缫丝织布，称为“冰丝”，乔吉可能也知晓这一民间传说。“冰丝”与“雪练”照应，而“雨”又是“冰丝”的构成原质，从“雪”到“冰”再到“雨”，既有色彩上的由纯白而渐至透明，又有意态上的由静入动。奇景激发了诗人的奇想，于是得到了“几千年练未干”的奇句。说它奇，一来是因为未经人道，有谁想过瀑布的冰丝还需要“练”，而事实上确是练不干的呢！二来是这一句由空间的壮观度入时间的壮观，所谓“思接千载”，从而更增重了瀑布的雄伟感。
前面的四句以丰富的联想、夸侈的造语，推出了瀑布在天地间的整体形象，其实是远观。“露华凉”的第五句出现了观察者的主体——“人”。“人怯衣单”应“凉”，而“凉”又遥应前面的“雪练寒”。不过前文的“寒”是因瀑布的气势、色光而产生的心理感觉，而此处的“凉”则更偏重生理感觉。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微妙的细节，影示了自己向瀑布的步步逼近。
末尾三句就是在情形下对瀑布的深入刻画。“白虹饮涧”，出于“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宋沈括《梦溪笔谈》，这一传说起源颇古，甲骨文中就有“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的卜辞。这句是在瀑流与涧面的交接处仰视瀑身，因其高入半空，故说它好似天上的白虹一头栽进涧中吸水。“玉龙下山”，是指瀑布的近端沿山壁蜿蜒奔流的姿态，苏轼写庐山瀑布，有“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语，元好问也有“谁着天瓢洒飞雨，半空翻转玉龙腰”《黄峪》的诗句，可见诗人们常将夭矫的游龙与瀑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晴雪飞滩”，则是流瀑在浅水处撞击山石，迸溅水花如雪的奇观。这三句不但动态婉然，而且色彩鲜明，如同特写。既有全景的壮观，又有区段的特写，瀑布的形象，就充实丰满，历历在目了。
这首诗运用比喻手法写瀑布之壮观，这首小令写瀑布能如此鲜明壮观，生动形象，原因之一是比喻艺术极为高超。“雪练”“冰丝”“带雨”“露华”是借喻，“白虹”“玉龙”“晴雪”是明喻。多角度、多层面的比喻，既描画出瀑布的动态，也写出它的静态，还写出它的色相。更为难得的是写出它流走飞动的神韵。由于多种比 喻效果的产生，虽然曲中不见“瀑布”二字，但瀑布的奇观韵味却极为生动地表现出来。有人称乔吉是曲家之李白，如果从雄奇豪迈的浪漫主义风格看确实相类。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