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