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述作者夜渡湘水时的所见、所感，表现出作者的淡雅、闲适以及对渔村生活的赞赏。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首联“客行贪利涉，夜里渡湘川”两句，写作者为贪赶路程，急于渡河而错过了宿处，只好在夜里乘船渡湘水了。作者用白描手法记述了匆匆赶路的情况，同时也点明了题目“夜渡湘水”。
颔联“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两句表明，因为是夜渡，对于周围的一切看不清楚，但是，野草的芳香，却带着露水的潮润扑鼻而来，远处不时传来悠扬、清脆的歌声，那是采莲女劳动中的欢声笑语。
颈联“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两句写撑船人看到了对岸的光亮，以为是江边渔村，就把船向火光处驶去，等到了近前，才发现原来是渔人夜宿潭边，燃起的烟火。这两句是视觉所见，把渔家生活形象地展现出来。
尾联两句“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一个“时”字，表达出诗人的急切心情。因为诗人急于见到久别的好友，不时地问船夫：浔阳在什么地方？何时才能到达？连夜行舟诗人还嫌慢，可见他当时心情是何等急切。“浔阳”一作“涔阳”。涔阳在今湖南澧县涔阳浦。《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之句，诗人因联想及此而发问。
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首联二句是作者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他引用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七“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诗句。顾安《唐律消夏录》谓此诗首句‘掩柴扉’三字是虚句，不是实句。其实不必强作“虚”解，作“实”解亦通。人在门外亦可掩扉也，当是室内寂寞，故出门掩扉，环视山居外景以解闷，正切诗题“即事”者，咏眼前景物也。倘闭关室中，有何事可即！山居所见，皆幽寂澄淡之景，即之使人悠悠然，陶陶然，无复寂寞之感。
颔联二句运用了对比手法。夕照满山，鸟鹊还巢，行人归宅，柴扉紧掩，诗人以最传神的字眼来表现景物给他的最突出的印象和感受，以突出景象的自然生态和任其消歇的流变特征，构成禅趣颇深的整体暗示，光色彩象的转瞬即逝的恍惚，归人却在若即若离恍有恍无之间。从文艺美学角度看，生态活泼，情趣盎溢，弥满诗画气息的宁静生活极富运动感极富生命力的美。此联“遍”“稀”二字用得很妙。“遍”字表现松茂鹤多，“稀”字表现来访者少，两者对照写出山居环境的幽静。
颈联对句引用庾信《入彭城馆诗》：“槐庭垂绿穗，莲浦落红衣。”这一联用“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光影流转里体现出摩诘对隐逸生活的喜爱。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此句即为力证。
尾联末字落在一个“归”上，暗合其归隐之意，隐隐有陶潜之情。最后四句写出了夕阳西下，炊烟升起，嫩竹荷花清新可爱，人们采菱而归的景象，表现出作者悠然闲适的心情。
在王维的田园诗中，尽管周围是热闹活泼，生生不息，充满了活力的大自然，但诗人的心却是孤寂的。此诗虽然写出了作者惬意的生活，却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落寞之情。大自然的万物都是热闹鲜活的，嫩竹、红莲，唯有诗人的心是寂寞孤独的。这样的心态，促使王维潜心地去发现去欣赏田园。
上片是游子客中自叙，开头两匀追述他离家时与妻子约定五日便返，因为“去”、“来”只有三百里路，谁知出门在外，身不由己，如今六天已过，逾期未归，他便料想家人定会产生疑虑，更会在门外伫立凝望：“应是望多时”。前四句用平淡的语言，说出了人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应是”句从对方写起，从对方落笔，看似平常，却把自己思念家人和家人盼蔓亲人归来的心情同时表达出来，真是一箭双雕。
下片写游子归心似箭，回程途中，尽管不断加鞭，仍嫌马儿走得太慢。“鞭个马儿归去也”。照理马儿就会跑得更快．但他“心急”，故嫌“马行迟”。一“急”一“迟”，互为映衬。用字平常，含义丰富。忽听得路旁喜鹊在枝头上喳喳叫，游予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美好的设想：“不免相烦喜鹊凡，先报那人知。”长期的民俗传说均把喜鹊作为富于人情睬的报喜之鸟，在敦煌瞎子词中一再出现，如《阿童篓》：“正霓庭前双鹊喜。君在塞外远征网”。说喜鹊将给离人带来喜讯。此词男主人公抱着淳朴的愿望，希望喜鹊先飞回家。向。那入”报个讯。这样，这只喜鹊就成为沟通恩归与游子思想感情的媒介，把游子的归家心切和器切的盼望之情相互交织、统一起来。
该词充分体现了辛词通俗清新的艺术风格。它既无运用历史典故，亦无慷饿刚健之音，而全用朴素清新、明自如话的家常语，采取自描的手法，把游予思归的心情描绘得活灵活现。癔情朴实真挚，格调健康清新，且词中两个“儿”字，一在句中，一‘在句末，均为当时民间口语，更富有民歌风韵。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