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上片前二句因离情而责怪月亮:是谁让天字中的月儿变得那么皎洁明亮。难道他没有看到我的离情惆怅吗,词人恼月照人,又增“月圆人不圆”的怅恨,这种借月以表达怀念之情的作法与苏东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朱淑真的“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有异曲同工之妙。“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接下二句,写这种离情已不堪提起,每到凉夜,总耍使人伤心落泪。只是反反复复地说离情,而不说明是怎样的离情。
“只应说落重相见,那是今生。”直至下片的“说落重相见”,才知道先前所说之离情,并非一般之生离,而是凄然断肠的死别。自居易《长恨歌》诗里有“上穷说落下黄泉,丽处茫茫皆不见”之语,是说贵妃死后,明皇命方士通天彻地去寻。容若作此语。说明爱人亡故。然而就算说落重逢。也正如李商隐《马嵬》诗中所说的“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即使能够重见,已不是今生的事了。至于今生呢,偏偏在忧愁之时总会想你。“刚作愁时又忆卿”。语简情深,哀婉之处动人心魄。愁上浇愁,苦上加苦。容若心思之凄惋低徊,由此亦可见一斑。既然无力逃脱记忆的深渊,他也只能寻求一些希冀,今生最想实现的事情,不过是再见一面,再走一遭,却已是天上人间。纳兰明白,只应说落,才有重见的可能,可今生,又如何去到那里啊。她依然消失人世,他只能遥望不舍。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