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瞿蜕园、朱金城指出这组诗同储光羲《临江亭王咏》词意相似,都是怀古概今、忧伤时事之作,显有弦外之音(《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
第一首描绘金陵城的壮险形势以寄慨。诗人一落笔便流露出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情。起句“晋家南渡日”概括了西晋末的一场历史浩劫。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引兵攻陷洛阳,怀帝被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汉兵烧杀抢掠,掘陵墓,焚宫庙,将洛阳变成一片废墟。是年,汉兵又攻占长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而今,李白游金陵之时,自范阳起兵的安禄山已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北方人土纷纷携家南渡,避乱江东。历史好像重演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故事。因此,这一句诗犹如惊雷劈空而来,撼人心魄,表明了当时唐王朝已面临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严重局面。次句“此地旧长安”,饱含着诗人对胡骑践踏京都长安的悲痛。金陵此地,今日依然是歌舞昇平气象,这正像昔日的长安。诗人没有说如今长安是怎样一副局面,他是不忍心说。这里可参照诗人在《永王东巡歌》中所描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情景,想象当时长安的悲惨境地。
颔联写金陵城的陆地形势。上句说,金陵为六朝帝都,这里遗留着帝王住宅、巍峨宫阙。金陵城东有钟山,城西有石头山。王琦注引张勃《吴录》载,诸葛亮曾称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下句说,钟山和石头山犹如龙蟠虎踞于金陵东西,气象雄壮。这一联在写景中显现出金陵城历代的繁华,宫廷的伟丽,王朝的兴盛,山势的壮观。诗人倾注了对祖国锦绣山川和悠久帝都的热爱之情。颈联写江面。金陵城北是空阔长江,主与钟山争雄。由于有长江限隔南北,金陵历来易守难攻,号称“天堑”。然而,六朝的末代统治者都是奢侈淫乐,不修内政,专恃天险,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但结果无一不导致金陵失陷而亡国。李白眺望着滔滔江流,回顾历史,联想当世,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两句含蓄地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其意蕴正与后来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以精辟议论道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相同。这里写的是“金陵空壮观”,其实诗人是暗讽“长安空壮观。”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也没有能够阻遇安史叛军长驱入关攻占长安,以致重蹈六朝的复辙。“空”字可谓意味深长。“天堑净波澜”句,又透露出李白对平定叛乱的思考。瞿、朱二先生曾指出,《金陵三首》“当与《永王东巡歌》合看。”他们在《永王东巡歌》的按语中说:“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因为此后不久,李白就加入了永王李璘军幕并献奇计,力主永王据金陵为根本,而后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颠覆安史老巢。可以推想李白写“天堑净波澜”句时,对于据有长江天险的金陵城面临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所预见,并作了思考。
然而,写这组诗的时候,李白还是流落江湖的布衣诗人。他自负有谢安之志、王佐之才,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可想而知。尾联写他正在吊古伤今之际,忽然听到从江上舟中和江岸歌楼酒馆传来一阵阵软媚的吴歌声。诗人痛感在这衰世之年,竟仍有人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照旧声色歌舞,寻欢作乐。他实在不愿听这种靡靡之音,于是令船家转棹而去。这里的“醉客”,是诗人自喻。说是“醉客”,其实他是最清醒的。这一联运用倒卷笔法,先写醉客回桡而去,再点出吴歌自欢,这样就更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当时享乐腐败世风的辛辣讽刺,他的深沉悲痛和无限感叹。这里的意蕴,同刘禹锡的“《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和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首用盛衰对照手法,抒写兴亡之感,借以示警当世。首联以倒装句式,描绘金陵城依山环水的地理形势。颔联写六朝兴盛时期,金陵城人户百万,朱楼夹道,一片富丽繁华景象。颈联一转,感叹亡国后满城春草萋萋,王宫埋没于古丘,触目荒凉、衰败。这两联一盛一衰,前后映照,包含着极深的历史教训。尾联描绘惟有那亘古不变的后湖月,仍旧照着湖波上那个荒凉冷落的瀛洲岛。这一幅清冷,朦胧的景色,融合着诗人对于故国萧条、人事变幻的深沉感伤。余音袅袅,发人深思,引人遐想。
第三首直以六代兴亡喻指唐王朝盛衰。首联即以唱叹出之。诗人为六代忽兴忽亡之国浇洒三杯美酒,唱一曲悲怆挽歌。颔联巧妙地将眼前的金陵城与心中系念着的洛阳、长安联系起来写。从字面上说,这两句不过是写由于历经兵燹,金陵的宫苑多已坍塌荒芜,比起秦地即长安来是少了;但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却同洛阳一样多。其实,内在的深层含意是说:宫苑如林的长安城而今只怕在胡人的铁蹄下已化作一片废墟、焦土了。东都洛阳四周虽有群山作屏障,却因当政和握兵者的昏庸无能早已沦落;金陵城的山峰同洛阳一样多,到底能不能坚守得住也是难说。诗人的感慨藏而不露,寄寓在仿佛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之中。这一联是叹今。颈联接写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吴国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今长满了野花荒草;当年东晋深宫中的绮罗珍宝,也早已荡然无存。言外之意是说,这一代代的王朝衰亡得如此迅疾,已足以使人深思,警醒。尾联总束一笔,感叹六朝繁华已尽随人事而灭,好像与长江的碧波一道向东流逝,一去不返。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还只是通过“金陵空壮观”暗示国家兴亡不在于山川形势的险要;而在这里他已用“人事”一词,点出了社稷的存灭取决于人事。这是组诗画龙点睛的一笔。结句展现长江沧波,无休无止,滚滚东流而去。这正是诗人不可抑止的滚滚心潮。这个结尾犹如“临去秋波”,情绪无限悲凉,意境浑茫、渺远。
总的来看,李白的《金陵三首》以十分简括、浓缩的笔墨,选择了很少的带象喻性的金陵景物意象,巧妙地将它们衔接、映衬与对照,使之容纳了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抒发出吊古伤今、借古鉴今的丰富情思。三首诗的情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深远,深深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李白作诗任情而写,挥洒自如,不喜受声律约束,尤擅于七言古风。他写律诗,也常运古诗之气格入律,使律中有古,对中有散。《金陵三首》中,有颔联不对仗的,如“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有颈联不工对的,如“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也有首联对仗的,如“地拥金陵势,城迥江水流。”可见他对仗不拘常格,纯任自然。这三首五律写得自然流走,有飘逸之致,节奏明快而不平直,语意斩截而不浅露,词采清丽而又雄健。它没有杜甫五律组诗那样描写工致,格律谨严,章法缜密,沉郁顿挫。它是疏宕的,粗线条的,大写意和大概括的。它虽非李白的代表作,却是唐代诗人中较早地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佳篇,对于后来刘禹锡、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咏史诗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了一幅阴暗凄惨的画面:白下刮出的恶风卷来泼墨乌云,盖没了所有的生机勃勃的树林,惨淡愁雾遮天蔽日,各种花草尽被摧残。这里通过具体形象,艺术地概括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悲惨、文坛凄凉,革命者被害的社会面貌。诗句写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风生白下”,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一、二句正是对国民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实行镇压革命、扼杀文学运动的抨击。鲁迅用“白下”一词寓意深刻,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指明了地点,又暗示了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同时由于它名字的古老和地理位置的特点,又影射了“风”的阴森和肃杀。
后两句峰回意转,热情地希望和请求画师匠心独运,用新颖的构思、鲜艳的色采去描绘生机勃勃的春天山林。诗句强调“只研朱墨”一种颜料来绘画,就是要求画家画出一片红的“春山”。诗中“愿乞”两字,更突出体现了诗人要求表现共产党根据地的迫切心情;诗中强调描绘根据地要有“新意匠”,又表现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的景仰和热情歌颂。
全诗紧扣一个”画”字,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黑暗现实与革命理想的两幅画面。从而,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感情与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一、二两句,内容上是并列关系,句式上是对偶句。作者以黑暗的“千林”与凋残的“百卉”,逼真地描绘出旧中国的黑暗面。一个“生”字,点风的来源,一个“塞”字,状雾的广布,一个“暗”字,一个“殚”字,状写了阴森恐怖的程度。三、四两句,内容上是起承关系,句式上是非对偶的散句。作者在上两句现实描写的基础上,将笔锋陡转,别开生面,以“新意”引出“春山”,形象地展现出革命理想的崭新画面。一个“新”字,寓意深刻,感情诚挚,一个“只”字,十分肯定,力重千钧。这里,体现了作者“乞”的虔诚,“新”的瞻望,“只”的肯定,“作”的热情。
此诗炼字、炼句卓有功力,首二句“千林暗”、“百卉殚”,画面鲜明,“风”与“雾”,比喻形象; “生”与“塞”,抓住关键,深中肯綮。后二句“愿乞”与“只研”,虽为规谏之语,纡徐婉转,但表现了作者热切的心情与诚挚的愿望。
“东归复得采真游,江水迎君日夜流。”诗人开篇点明题旨,送客东归故里。“复”字,写出了客人隐居乡里学采真之游的喜悦心情。言“江水迎君”,更是以景衬情,以水助兴。江水日夜东流不停,暗示客人归心似箭,归程片刻不能迟缓。其终得还日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客舍不离青雀舫,人日旧在白鸥洲。”颔联中,诗人称客人吃住在船上,亦即“不离青雀舫”正好照应次句之江水“日夜流”,可见其归程迅疾,恨不得早日即到日乡。船为“青雀舫”,日在“白鸥洲”,这是诗人称赞客人旅舟华美,日乡景色喜人。实际上亦是称赞客人自己。
“风吹山带遥知雨,露湿荷裳已报秋。”颈联乃诗人想象客人回到日中后,贫玩山野的隐逸情景,风吹山带,这是客人看到的如画美景。遥知雨,乃是其心中感受。合在一起,显见其已与自然融为一体。客身着荷裳,何其雅洁。荷裳为甘露沾湿,可见他对山野美景的喜爱。而寒凉的露水也在提醒他寒秋已至,对其关爱有加。自然与客人的界线已淡然消去,客人已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
“闻道泉明居止近,篮舆相访为淹留。”尾联效仿陶渊明,乘着“篮舆”,并去探访陶的故居,乐而忘返。这既是呼应起句之“采真游”,又点明客人是辞官归隐,回归自然,身心自然愉悦。
综观全诗,前两联点明主旨,写归途中的情景,写景叙事明白晓畅。后两联写归后隐居中的生活情景,照应起句的“复得采真游”。其中,“林风吹山带遥知雨,君湿荷裳已报秋”两句,文笔省净,意境深幽,既有杜甫七律遗风,又有王维山水诗之韵味,颇见锻锤之功。尾联扣合渊明,用典贴切。全诗境界清新,淡然有味,回味悠长,不愧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