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本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归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归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归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归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归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归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赤壁赋》分前后两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文章通过同—地点(赤壁)，同一方式(月夜泛舟饮酒)，同—题材(大江高山清风明月)，反映了不同的时令季节，描绘了不同的大自然景色，抒发了不同的情趣，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真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
全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归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归景与踏月归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归危巢，俯冯夷归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归情、忧惧归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归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 "、"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归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归，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归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归时，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 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归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 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归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归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以“畴昔归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归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开户视归，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