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杜甫曾自称少小脱略，结交老苍。这时能陪李邕游历下亭，真是快意当前，不能无诗。
全诗十二句。诗前四句游历下亭及其原因。李邕前辈驻东济南，杜甫得以共泛清河同游历下亭。这段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骨一联，极切合情景，亭既古老，人多名士。此诗原注称“时邑人塞处士在坐竹“。济南自汉以来，有伏生传尚书予张生、欧阳生等，皆是名儒。之后，各朝代都有才人。所以这联为人所喜爱，至今仍在历下亭悬挂，为游人观赏。次四句写亭中宴饮，周围云山美景，助发雅兴，眼前玉琨歌会，对酒为乐，歌声清扬，举觞劝客。更有修竹笼翠，亭中不觉暑热，亭外虽空有碧波交流，但也助人兴。良辰美景中，长少才俊咸集共饮，真是赏心乐事。此四句全以虚字当腰，极显抑扬之能事，为本段的特色。最后四句写宴游历下亭之感想，此亭深蕴自然真趣，令人恣情留恋，日落席散又该如何，可感可叹啊！大家都为外物役使，身不由己，不知何时能再与李邕前辈共游同乐。则系抒情，寓无限之留恋，伤重游之无期。系叹息人生之别易见难。但更有深于此者，则矗贵贱俱物役骨，无贵无贱，皆为物役，受外物之支配束缚，不得自由自在、这当是老庄思想在诗里的流露。
全诗辞真意切，情感深挚，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二句为时人后人赏誉，悬挂亭中，至今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