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首词写作者对江南的怀念。上片写景，作者用清丽洗炼的语言生动描绘出一幅清新明丽的江南春天的图画：暮春时节，春阴漠漠，春风春雨吹透了、打湿了轻柔的春衫。此时春蚕已快三眠，养蚕的人家怀着即将收获的喜悦心情采摘得桑、柘叶满篮，把蚕喂得饱饱的。这是江南暮春时节所特有的景象，显得生机盎然。
作者在将春色渲染了一番之后，下片换转笔峰，折入游子的怀乡之情。“先自离怀百不堪”一句，真切地表达了离乡怀乡的深沉愁苦，还点明了原来上片所着力描写的并不是眼前所见之景，而只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江南风景画，反衬出离人深切的思念。回忆增添了离愁，已使人不堪；而眼前飞停在船樯上呢喃不休的燕子又勾起对家中屋梁栖燕的怀思。既不能“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冯延已《长命女》“三愿”），则唯有灯下细看那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家书，聊以慰情。信是江南的亲人写来的，作者的心也随之飞回了江南。“篝灯”，用竹笼罩着灯光，即点起灯笼。“锦书”用前秦苏蕙织锦为回之旋图诗寄丈夫的典，这里说明信是妻子寄来的。“强”字入妙：盖此家书，看一回即引起一回别意愁情，心所不欲，但思家时又忍不住要翻出来看，故曰勉强看之，矛盾心情如见。歇拍两句“人在江南，心在江南”，一则抒发了作者对亲人和故乡的深切眷恋之情，同时呼应了上片的景物描写，使之带上了更加浓烈的感情色彩。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