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描写夜堂相爱的情形。起拍“宫腰”二句写出佳人的风姿及相逢。“无端”二句写相爱。“殒”字极好,“灵犀”用字含蓄。
下片感叹离别。过拍“身有恨”三句突转抒情,写出莫名的“恨”,并交待出“恨”的表面原因是“星河沉晓空”,实则怨恨欢爱的短暂。“陇头”二句点出“恨”的原因是离别,并抒发“佳期如梦”、欢会难再的慨叹。
结句对“佳期如梦”的感叹,再次点明往昔美好的约会带给词人难忘的幸福回忆,也反衬出如今佳期不再带给词人的强烈失落和浓浓感伤。
词人通过上、下阕两个不同场景的鲜明对比,将恋人间幽会的极度欢乐与离别的彻夜悲凉两相对照,凸显出心中的刻骨相思。
该词在用词上也十分有功底,例如“无端银烛殒秋风”,恐未必“无端”,抑或被人吹灭,不愿直言罢了。“殒”字好,把刮、吹、灭的一组动作都括进了,且含蓄形象。用“星河沉晓空”喻恨之大,之无可奈何,也是很新巧的。虽有“花间词”的香艳风味,但艳而不淫,含蕴有味。
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