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
这首组诗见于小说第三十四回。
这三首绝句是林黛玉用泪写就的，是黛玉第一次比较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忧心，也是他们两人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题写这三首诗之后，他们几乎没再有像之前那样的争吵过。
第一首主要是林黛玉回顾与贾宝玉两情未通前的痛苦和两情相通后的喜悦；第二首进一步抒发黛玉对宝玉挨打的深切同情和悲哀，表现他对宝玉之爱的一片赤诚；第三首诗借湘妃的故事以古喻今，抒写黛玉对宝玉情义之深笃，也预示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三首诗是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对男主人公贾宝玉爱情的心血之流注。组诗通篇都闪烁着泪珠，黛玉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三首诗在小说中的作用，全在于联系宝玉挨打这件事，表明贾宝玉、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他人。只有将它放在具体的情节中，对比薛宝钗、袭人的不同态度，才能看出贾宝玉、林黛玉的互相同情、支持。贾宝玉被打得半死，薛宝钗来送药时虽然也露出一副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着”说“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的。”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贾宝玉教训了一顿。袭人则乘机在王夫人面前进言，大谈贾宝玉“男女不分”，“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和“君子防未然”的道理，从中挑拨贾宝玉、林黛玉关系，建议“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她的话吓得王夫人“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据《红楼梦》戚序本），并骗取了王夫人的宠信，为后来抄检大观园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相互体贴、了解和林黛玉的一往情深、万分悲痛，顺便也写了贾宝玉身边唯一足以托付心事的忠诚信使——晴雯，这都是大有深意的。
其次，“还泪债”在作者艺术构思中是林黛玉悲剧一生的同义语。要了解“还泪债”的全部含义，最好的办法是读曹雪芹原稿中后面所写的林黛玉之死的情节，但这一部分，后世读者已看不到了。不过，作者的写作有一个规律，多少可以帮助读者弥补这个遗憾，即他所描写的家族或人物的命运预先都安下了伏线，露出了端倪，有的甚至还先有作引的文字。描写小说的主要人物林黛玉，作者更是先有成竹在胸，作了全盘安排的。在有关林黛玉的情节中，作者先从各个方面挖好渠道，最后都通向她的结局。
这三首绝句始终着重写一个“泪”字，而这泪是为她的知己贾宝玉受苦而流的，它与林黛玉第一次因贾宝玉摔玉而流泪，具体原因尽管不同，性质上却有相似之处——都为脂砚斋评语所说的知己“不自惜”。这样的流泪，脂砚斋评语指出过是“还泪债”。但好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看法，以为林黛玉总是为自身的不幸而伤感，其实，贾宝玉的不幸才是她最大的伤痛。为了贾宝玉，她毫不顾惜自己。贾宝玉挨打，她整天地流泪，“任他点点与斑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诗中将这个疑问提出，为“还泪债”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黛玉在此落泪，又似乎是在暗示她跟宝玉最终悲痛分离的结局。
《勾践灭吴》记述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争战的著名历史事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被击败后，以各种屈辱的条件向吴国求和。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却听信了被越国贿赂的太宰嚭的谗言，准许了越国的求和，使勾践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吴国因此而亡。
文章一落笔直写勾践。勾践失败后，正率五千残兵退守于会稽山上。这时的他，是一位失败后痛定思痛、盼望雪耻复国的君主。全文分三部分，紧紧围绕勾践誓雪国耻这一主要的性格特征展开描写。首先写勾践同吴国求和，突出了他痛下决心、希望东山再起的一面。其次，写勾践为打败吴国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准备。最后，写勾践出征灭吴，一举获胜。作者虽从请战开始，但重点依然落到勾践雪耻复仇这一点上。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南宋小朝廷虽蜗居在“一勺西湖水”边，但大官僚家庭依旧是起高楼，宴宾客，修池苑，蓄声妓。据《齐东野语》记载，张鎡家中，“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姬侍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游仙也”。这首词写的也是欢娱不足，夜泛园地、依红偎翠的生活，就思想内容来说，除了作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诗化记录外，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这首词和一般的艳体词又有一些区别，作者将“香雾”、“歌吹”移带碧池月下，艳丽中透出秀洁，富贵化成了清雅，主人公因过份的享受而迟钝了的感觉也在大自然中变得细腻而敏感了，“夜泛”带上了更多的艺术情调。
开头一句“月在碧虚中住”，采用了化实为虚，虚实交映的描写手法。“碧虚”如张九龄《送宛句赵少府》：“修竹含清景，华池淡碧虚。”这一句将天空之碧虚融入池水之碧虚中，虚实不分，一个“住”字写出了夜池映月，含虚映碧的清奇空灵的景色。“人向乱荷中去”，由景而人，“乱”字写出了荷叶疏密、浓淡、高低、参差之态，“去”字将画面中的人物推入乱荷深处。“花气杂风凉，满船香。”这两句重点写“夜泛”，作者又将舟行的过程化为风凉花香的感受来写。凉夜泛舟，香雾空蒙。视觉失去了作用，而其它感观却随之敏锐起来，丝丝凉风，幽幽清香，均能感受到。借助嗅觉和听觉，不仅暗示了舟的移动，而且流露出作者泛舟荷池的愉悦：舟行其间，凉风拂面，月光如水，墨荷点点，使人感觉恍入仙境，凡胎脱尽，道骨仙风。
下片开头写“云被歌声摇动”，雕缕无形：一路清歌，舟移水动，水底云天也随之摇动，作者将这种虚幻的倒影照“实”写来，再现了池中天光水色深融无间的美景，又暗用秦青歌遏行云的典故，含蓄地赞叹了歌伎声色之美，这一句，写池光与天光合一，融化之妙，如盐在水。在这种清雅的环境中，“酒被诗情掇送”，冷香飞上笔端，“掇送”者，催迫也。于是，下面写醉卧粉阵红围中。词作又一次化实为虚，一语双关，避免了堕入恶趣。“醉里卧花心，拥红衾”，词写的是醉酒舟中，美人相伴，拥红扶翠，但因舟在池中，莲花倒映水底，“醉后不知天在水”，似乎身卧花心，覆盖着纷披红荷。结束能化郑为雅，保持清丽的格调。
据《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选诗，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如所写“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句子，不言富贵，不镂金银，而富贵自在其中，了无痕迹。曾自言：“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晏殊的诗论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词有一定的帮助，这首词也是表现园池胜景、富贵生活的，但词作不是堆金砌玉，而是化实为虚，以气象暗喻富贵。如以写景而论，这首词是声色俱美，其色有碧虚、红衾、白云、翠荷，其声有歌声、水声、风声，其嗅有花香、酒香，但这一切被安置在明月之下，碧虚之上，浓艳就变成了清丽，富贵的景致就淡化成为一种氤氲的气象，深得晏殊诗词意境之妙。
当然，这只是一种符合贵族阶层审美趣味的文化生活，然而，它毕竟比一味描写感官享受的同类内容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显得更为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