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