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为托物讽咏之作。
据古籍记载，周穆王驾八骏马西游，到西王母处游宴很久。而唐德宗西逃时亦驾八马，与周穆王事迹相似，当时人常以为作者此诗暗指德宗。但据副题，其主旨实为托古事讽刺唐宪宗。
“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直指周穆王玩物丧志，刺当时帝王，文锋犀利。
“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马去汉道兴。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至今此物世称珍，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句，在批评周穆王玩物丧志同时，寄希望于明君兴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穆王八骏:赤骥、飞黄、白义、骅骝、騄耳、騧騟、渠黄、盗骊 。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海上战斗开始，军队严阵以待，中间四句具体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作战场面，最后两句写战斗结束后凯旋归来的情景。全诗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表现了作者雪耻报仇、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抒发胜利的欢乐。
首联写水军雄伟气势，说明明水军胜券在握：“倚剑东冥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倚剑”句实写，俞家水军驻守在东海之上，如倚天之剑，气势特别雄伟，这是前因。“扶桑”句虚写，剑气所指，扶桑受制，胜券在握，这是结果，其充满必胜的信心和自豪之情。
颔联转向自然景观的描写，烘托战前气氛：“岛头云雾须臾尽，天外旌旗上下翀。”云消雾散，正是作战的好时机；战船陈列，旌旗翻飞，水师已作好战斗准备。“岛头云雾”，暗点时间是早上。这两句对应：稳，极见功力。进一步渲染了水军的声威和抗敌决胜的信心。
颈联紧承上联写水军与倭寇作战的情景：一串串炮火飞上天空，在银河里摇动着倒影；喊声阵阵，气势镇住群寇。短短四句，把规模宏大的海战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尾联写傍晚水军战士凯旋，肯定他们英勇作战建立了不朽功勋。“背水阵”即背水列阵，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将兵攻赵，出井陉口，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军。诸将问背水之故，韩信说：“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此喻抗倭水军战阵的精妙奇特。诗中“夕阳景里”上应“岛头云雾”，暗点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前呼后应，构思巧妙。诗人作为主帅，调兵遣将，列阵歼敌，大获全胜，应得头功，但他却将功劳归于战士，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全诗意境雄阔，气势磅礴，展现了水师将士们为国斗争的英雄气概，炽烈的爱国情感充盈其间，十分感人。
这首诗所寄何许人，有友人和妻子两说。前者认为李商隐居留巴蜀期间，正是在他三十九岁至四十三岁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而在此之前，其妻王氏已亡。持者认为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有过巴蜀之游。也有人认为它是寄给“眷属或友人”的。从诗中所表现出热烈的思念和缠绵的情感来看，似乎寄给妻子更为贴切。
诗的开头两句以问答和对眼前环境的抒写，阐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思念。后两句即设想来日重逢谈心的欢悦，反衬今夜的孤寂。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朴实，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与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词表现出来的的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的风格不同，这首诗却质朴、自然，同样也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
开首点题，“君问归期未有期”，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诗前省去一大段内容，可以猜测，此前诗人已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盼望丈夫早日回归故里。诗人自然也希望能早日回家团聚。但因各种原因，愿望一时还不能实现。首句流露出离别之苦，思念之切。
次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是诗人告诉妻子自己身居的环境和心情。秋山夜雨，总是唤起离人的愁思，诗人用这个寄人离思的景物来表了他对妻子的无限思念。仿佛使人想象在一个秋天的某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池塘涨满了水，诗人独自在屋内倚床凝思。想着此时此刻妻子在家中的生活和心境；回忆他们从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咀嚼着自己的孤独。
三、四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对未来团聚时的幸福想象。心中满腹的寂寞思念，只有寄托在将来。那时诗人返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窃窃私语，情深意长，彻夜不眠，以致蜡烛结出了蕊花。他们剪去蕊花，仍有叙不完的离情，言不尽重逢后的喜悦。这首诗既描写了今日身处巴山倾听秋雨时的寂寥之苦，又想象了来日聚首之时的幸福欢乐。此时的痛苦，与将来的喜悦交织一起，时空变换，
此诗语言朴素流畅，情真意切。“巴山夜雨”首末重复出现，令人回肠荡气。“何当”紧扣“未有期”，有力地表现了作者思归的急切心情。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