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述了新晴之后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语言通畅易晓而又情趣十足。最后两句诙谐而有创意，用拟人的手法，把“南风”当作老朋友看待，而在这“无人”来访之时，对于“南风”的造访便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因而“南风”也无所顾忌，可以随便翻书，成了诗人的知音，于是，就在“无人”的境况中平添了不少引人遐想的情趣。
“青苔满地初晴后”正好和王安石“茅檐长扫静无苔”相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青苔满地”，比起刘禹锡“苔痕上阶绿”来，这“苔”要多得多。同样描写幽静的境界，无苔，有苔，多苔之差是巨大的，王安石用无苔以表现“净”，刘禹锡用上阶绿之苔写独处陋室之“静”，这首诗满地之苔则因久雨初晴，其中差异不能不辨，这是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方法。
“绿树无人昼梦余”写午梦醒来之后，虽然只见到“一树碧无情”，但宁静恬适的心境却是非常好。经过长时间雨洗之后，树更是绿油油的，多么令人惬意！诸葛亮高卧隆中，一觉醒来，不是还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吗？想到这，诗人会心地笑了。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后两句。诗人把南风写成是一个十分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不停地翻着书。诗人为读者种了一株诗苑“惹笑树”，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发出爽朗的笑声。其实，这样写并非诗人首创，发明权当属唐人，薛能的《老圃堂》有“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李白的《春思》有“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诗人融薛、李诗句于一炉，经过锤炼锻造，又添上绝妙的“偷”字，表达效果远远超过了原作。这绝不是“偷”，而是创新。
而诗人在《致斋太常寺以杖画地成》中又用这一意境，写了：“杖藤为笔沙为纸，闲理庭前试草书。无奈春风犹制肘，等闲撩乱入衣裾。”可见，诗人对这一意境和这一手法是情有独钟。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偷开门户又翻书”来得更自然亲切，也更有趣些。
起首一句，点出主人公的居处所。“时闻有”，承上句，乃由于高墙缭绕、院宇深邃的缘故，而接下句则为人春眼之中的缘故。这时而一闻的莺啼把人唤醒了。“绣被掩余寒”，可见被未折叠，而“画阁明新晓”，天已大亮了。“朱槛连空阔”句承“画阁”而写居处环境，与“缭墙重院”相应，虽富丽然而寂寥，其境过清。“飞絮知多少”暗点时令为暮春。这样，春晓、恬睡、闻鸟，与“飞絮知多少”之景相连，就构成一个现成思路，间接表现出浓厚的惜春情绪。“径莎平”句以下续写暮春景象，路上长满野草，池面渐广，风平浪静时，时有花影倒映。“日长风静”与“闲”字表现出落寞萧索的气氛。这几句暗示出词中人小园芳径之上徘徊不定，百无聊赖的独特情绪。
过片承上启下。“尘香拂马”，要去城南的玉仙现，一路上愁红惨绿，偏又不期然而然地，“逢谢女，城南道”。两人早已互相慕名的，而百闻不如一见，于是“一见慕悦”。她明艳绝伦，秀丽出于天然，“秀艳过施粉”，虽只微微一笑，便有无限妩媚而其衣色鲜艳夺目，日暖衣薄，更显示出其身段之窈窕，就连她随身佩带之玉饰，雕琢成双蝉样，也格外玲珑可爱。这里以工笔重彩，画出一个天生丽人，从中流露出一见倾心的愉悦。然而紧接六字“欢难偶，春过了”，是说有无穷后时之悔。从“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二句看，二人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用笔变化，有相得益彰之妙。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笔墨来写二人相遇如何的交谈或品乐，却通过相顾无言的描写将彼此的倾倒爱悦和相见恨晚的惆怅情绪表露得淋漓尽致。“春过了”三字兼挽上片，惜春之情与相见恨晚之悔打成一片，情景莫辩。
这首词结构紧凑，上下呼应。写两人一见钟情，有主有宾，有实有虚，有浓有淡，用笔灵活，疏密相间，轻重得当。他们之间以目传情，未曾讲一句话。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诗以凯风吹彼棘心开篇，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把自己弟兄们小时候比作酸枣树的嫩芽，“丛生的”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是母亲大人辛勤哺育的功劳。七个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材）了，母亲的大恩大德，堪称圣善，儿子却是不孝儿，这就是自责自称，总嫌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与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无以为报。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又以寒泉比母，以黄鸟比子，作进一步的自我批评。寒泉也成为母爱的代称。寒泉在地下流淌，滋养浚人。母亲生养弟兄七人，至今还如此劳苦，让作儿子的如何心安？黄鸟鸣叫得清丽婉转，尚且如此悦耳动听，为什么七个儿子却不能抚慰母亲那颗饱受孤苦的心呢？
诗的前二章的前二句都以凯风吹棘心、棘薪，比喻母养七子。凯风是夏天长养万物的风，用来比喻母亲。棘心，酸枣树初发芽时心赤，喻儿子初生。棘薪，酸枣树长到可以当柴烧，比喻儿子已成长。后两句一方面极言母亲抚养儿子的辛劳，另一方面极言兄弟不成材，反躬以自责。诗以平直的语言传达出孝子婉曲的心意。
诗的后二章寒泉、黄鸟作比兴，寒泉在浚邑，水冬夏常冷，宜于夏时，人饮而甘之；而黄鸟清和宛转，鸣于夏木，人听而赏之。诗人以此反衬自己兄弟不能安慰母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