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僧的交往，为禅林平添了不少风流。此诗记述了诗人向一代高僧问禅访道的逸事。此诗的诗眼在于“无馀说”与“啸一声”。大道无言，故无余说，既无馀说，便于月下长啸，让一个人的身、心、声与大自然的峰、云、月完全融合为一体。诗中的“云在青（霄）天水在瓶”乃一名播千秋的绝句，引发了不少后世学人与禅子的褒赞。极有气势的当推宋僧北海心的吟偈：“云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胆向人倾。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好一句“黄金自有黄金价”，其豪情干天，可谓深得禅趣。
披云月下，崇冈长啸，一直是前人悟证天地至理而无法言说时所钟爱的一种抒怀方式。无论禅者还是道家亦或儒子，均明晓天人合一之大道，并从中得到法悦。元人叶颐有首诗便深具禅韵。诗中有小记，云：“七月望夕，予曳杖步月，直造峰顶，高吟朗咏，豁然长啸，兴尽而返。 明日山下居人，咸言闻清啸，惊醒尘梦者数十家。予因赋诗以纪其事云。”下面便是其诗：“藜杖策风轻，芒鞋步月明。鹤翻青径影，猿度翠岩声。草露沾衣冷，松泉漱石清。崇冈发长啸，尘世梦惊醒。”无独有偶，不仅东土的智者，便是大洋彼岸的觉者也深谙其中醍醐灌顶之妙。美国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1930～），深得东方禅趣，他的一首《面对群山》用现代诗句诠释了他对中国古代高僧们的禅趣的向往：“他爬到泛着泡沫的小河边。他攀着峭壁而上。他把一根手指头伸进水里，一直探到水池的深处；接着把双手全部没入水中。他把一只脚伸进池子。他扔石子儿进池。他双手在水面拍击。他起身，昂首高呼，面对急流、群山，双手上举，狂啸三声。”如此筒笔白描却如此细腻入神，真可谓三昧之作。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杜审言在狭窄的领域里是一个天才。如果他生活在诗歌范围较广阔的时代，或拥有反抗的、冒险的诗歌个性，那么他将可能成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他致力于将诗歌写得直率优美，这在当时的宫廷诗人中是罕见的。杜审言首先是一位文体家，他的作品具有特别的价值——精练的词语和轻度的句法转换，这是无法翻译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正规宫廷应景诗，也闪耀着流畅的光芒，使其他宫廷诗人显得呆板。这组诗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其中，第一首诗的首联被《唐人句法》引为对句典范，保存在宋代的诗论集《诗人玉屑》中。这一联作为开头是突兀的，它的风格及自然景物支配人类建筑的主题，更适于放在中间部分。次联修正了开头的突兀，写进了宴会，描写酒杯正漂浮在溪水上，并表现求仙主题，正在烧煮石髓作为长生不老药，至少这是诗人闻到粳香后的联想。三联描写柳叶或虫丝垂挂在雾中，仿佛“绾”住了雾；悬挂的藤蔓在风中飘拂，似乎牵住了风。诗人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这一手法后来在律诗中很流行，杜甫就经常运用。尾联是惋惜的传统结尾。除了尾联，每一联都是佳对，但互不关联，只是以韵脚和宴会的实际情况串联在一起。
第二首诗说作者跟韦承庆两个人在宴会后尽情欣赏美景，游玩享乐，辞句非常优美。
第三首诗说带着琴瑟，吟诗作画，野餐登山，一直玩到夕阳西下，非常尽兴。
第四首诗也是一首特别优美精巧的宫廷诗：这首诗也以一联适于中间位置的对句开头（应该指出，组诗之一的开头是恰当的），尾联将传统的“天已晚了，该回去了”的结尾翻新，写参与宴会者不愿意离开眼前的美景，虽然他们知道不能不离开。
第五首诗写参与宴会者对宴会周围的美景十分留恋，离开时还要相约他日重来游玩欣赏。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