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这是一首描写宫廷生活的应制词，此词写的是帝王的歌舞升平生活。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首三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及时令气候，语句精美、华丽，透着淡淡的秋的气息。上片写景，从黄昏的余霞写到初生的新月，以及卷帘眺望之人。“夜凉”二句当为卷帘之所见，境界空阔，万籁俱寂。星汉灿烂，在这浩瀚的天宇之下，人倍觉孤单，再看四周，楼宇宫殿，层层叠叠，都笼罩在清寒的秋意之中。此处“秋”前著一“锁”字，既点出时序，又有秋意清寒的心理感受。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下片转写清晨景象，描写了盛世太平岁月里宫中歌舞升平的场景。“瑶阶”、“金盘”、“凤髓”及“三千珠翠”烘托宫中帝王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亦反映了北宋初期封建统治者乐于游畋的一个侧面。其中“瑶阶”三句，极写宫中静谧气氛。煞拍两句写帝王之游，富丽豪华的场面与上片的凄清寂寥形成对照。
此词为应制之作，言辞颇为考究、精致，雍容华丽中不乏清婉。
这首诗写分别后的思念朋友之情，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前三句写梦前的秋夜景象：白露、西风、流萤、落木，构成一幅凄清的图景；第四句写梦中，只交代梦见已经西归之故人，却没有详写梦中景象；后四句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写梦后之景，因闻晓钟、马嘶而惊醒，可见梦之短，醒后唯见天边归云纵横，心绪寥落。满心离怀是全诗主脑，归客入梦，嘶马惊人，皆源于此。
此诗构思和声律都不同一般，别有情致。一般的送别诗总爱写临歧分手的场面，因为这个场面最能体现主客间的情谊，可是此诗偏偏撇开这个场面不写，而写送客的主人一夜离心郁陶，等待着第二天送朋友上路，可归客不忍心与朋友当面话别，而在黎明西分悄悄地策马离去，使主人欲送不成而留下离思。此诗的特色，首先就在于送别从别后写起，切入角度很独特；其次在于只有一句记梦却用大半篇幅写梦前和梦后的秋夜清冷景象，以之烘托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深；其三，情与景之间形成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关系—西风落木正像离人忧思，归云如归客，纵横如心绪，而友情的热烈与秋夜的清冷又形成反差；最后，真幻杂糅的别致构思，在夜半白露萤飞中入梦，仿佛若真；因闻曙钟、听嘶马而惊醒，恍惚中以为归客又将上路，于是急急出户相送，在虚实交错中写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另外，这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却用了三个韵，较为少见，似乎是作者为了配合场面的转换和感情的跌宕而有意为之。
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