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西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