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子。水精，就是水晶。颇黎，就是玻璃。门窗上挂着水晶制成或者晶莹透明赛似水晶的帘子，床上放着玻璃制成或滑润细腻如玻璃般的枕头。第一句虽仅举出两件器物，但女子房中其他陈设的精致讲究由此便可想见。更重要的是，房主人情操的高雅美洁，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端倪。此刻，女主人公正恬然入睡于她那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之中，做着一个个旖旎的梦。《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被子用香炉熏过，既暖且香，故能“惹梦”——带有温柔绮丽色彩的春梦。开篇两句，仅十四个字，并列地写了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三件器物，却并不给人平板呆滞之感，因为其中着意点染了轻轻浮动于室内的香气和主人公幽远飘缈的梦思，就使这本来静止的画面变得有了生气，甚至充满了幻想的意味。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鸳天”，紧承“暖香惹梦”而来，因此清人张惠言认为这两句写的就是女主人公的梦境（见张惠言《词选》对此词的评注）。这自然不无道理。可是，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梦有许多确是不可思议、无从解释的，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梦却大抵能找到某种现实的原因或契机。因此，即使“江上”两句写的是梦境，这梦境也必然与女主人公的生活实境有些关系。根据温庭筠的另一首词《望江南·梳洗罢》可以想象，这位梦见“江上柳如烟”的女子，或许也是住在临江的楼阁里，每日对着江水在思念着心上人。她的梦，很可能便是她平日习见景致的幻化表现在梦境里。江岸边的柳树迷蒙似烟，晕成朦胧的一片。侵晓时分，鸳亮残了。在熹微的晨光中，大雁已经开始一天的旅程，它们正结队飞回北方。寂静的天空中，也许还偶尔传来它们的长唳。这是一幅十分凄清迷离又有声有色的画面。而这幅春江晓雁图的意义是在画面之外：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归来，因避寒而飞往南方的大雁，此时正连夜飞返家乡，唯独楼上那女子所思念的人却仍然没有音耗。眼前的景致既是她平时倚楼眺望所常见，也就难免化作她这时在鸳鸯锦被里所做之梦。另外，锦被上绣鸳鸯也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成双成对的鸳鸯，恰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寂寞。

　　上阕的妙处全在借景物作烘托，以极其含蓄委婉的笔法暗示女主人公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活动。“水精帘里”二句是近景，“江上柳如烟”二句则是远景，不管近景远景，都紧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活和情绪落笔。在前二与后二句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实际上一贯穿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词的后半正面刻划这位女主人公，同样有着含蓄深婉之妙。“藕丝秋色浅”写衣着。藕成熟于秋季，故将淡紫近白的藕合色称作“秋色”，又转而用这色彩来代指藕合色丝绸做成的衣裳，这是中国古代诗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人胜参差剪”。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一种饰品，可以贴在屏风上，也可以戴在发鬓上。唐时风俗在正鸳七日（又称人日）这一天，要剪戴花胜以迎接春天到来，尤以妇女喜爱此项活动。从这句看，女主人公参参差差地剪出花胜准备佩戴，似乎兴致不浅。

　　“双鬓隔香红”。以描写气味和颜色的“香红”代指好的面容，正如以“藕丝秋色浅”代指衣裳，手法相同。这里的“隔”字用得颇讲究，因为双鬓正是隔开在脸庞两边，形象鲜明如见，而且仿佛“双鬓”有了某种主动性，还似有若无地流露出一丝遗憾不足的意味。

　　“玉钗头上风”，承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她头上插着的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摆动。“风”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形容女子的头饰在微微颤动的样子。

　　这四句刻划人物用的也是借物衬托之法。写女子的衣着、头饰，写她剪制春胜的活动，并没有一句直接写她的形貌，却使人可以想见她的外形与心灵之美好可爱。最奇妙的是整个下阕根本不提她的满腹心事，只是一味渲染她的美丽和她剪春胜的动作，而这就使她的孤单处境和悠悠梦思更加令人觉得可叹。词人对她的同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

　　温庭筠是唐代诗人中较早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一个，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词多写女子日常生活，当是受到南朝宫体诗的一定影响。但温词常着重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而且是借助写景写物等手法来表现，因此在艺术境界上又与宫体诗有所不问。这些从这首《菩萨蛮》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首词描写闺中女子伤春伤别的情怀，词句以春怨为题，落笔处却多是春晴美景、旖旎美梦，但是美景、春梦中更凸现出闺中人的相思之苦和伤离哀怨。一喜一悲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凸现了伤春伤离之哀怨，构思巧妙，笔触细腻，格调清婉，写法别致，反差强烈。

　　上阕是景语。“风丝袅，水浸碧天清晓。”寥寥数字便写出了春日的美好景色，这本应该是一片令人振奋的风光，但接下来，词人便从这景色中看到了愁绪，“湿云”本是一个很好的意象，刚下过雨的晴天显得湿润怡人，词人将仿佛还没于透的天气写入词中，别有韵味。但词的末句以“春草草”三字急转直下，美好的春色反令离人更添忧烦，春景愈明媚，愈露出了离人的愁苦心绪。

　　虽然这美好的雨后春日令人神清气爽，但是纳兰依然感到疲惫怠倦，这是因为春思扰人，词人在思念中，自然无法做到一心去欣赏春日的美景。上片独独写景，写出春日的景物，与别的写景不同，词人写景，只是简单的几笔，便能刻画得深人人心。

　　下阕则开始写心。既然春光无心欣赏，那便是心中藏着事情，“梦里轻云谁扫”一句疑问打开下片的开端，点明烦恼的缘由，也写出词人为何事而烦忧。他在担忧一个人，惦念着一位佳人。梦里谁为佳人描眉，当外面落红开始，梦境醒来便飘逝而去，现实依然是孤独一人，这真是让人忧伤的事情，一腔的闲情该如何寄托，只能是付与诗词之中，聊以慰藉。词结尾二句以反问结束整首词，直发胸旨，表达了孤寂的情怀，词人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腔的幽思该如何化解，提笔像是自问，又好像是寻求答案。

　　全词上片写景，下篇言情，颇具情景交融之妙，抒发词人内心孤寂的情怀，而这百年前的情感，已经由不得后人去妄自揣测了，只能从词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当时词人当时的心境了。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