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这首词的写法是：“紧扣别宴，思前想后”。他把离别的情绪融贯到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前途的想像之中去，不同一般，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由别宴写起，进而追忆到过去相聚的时日。一开篇就说船已经挂起帆来了准备离去，久久不能离去，只是一杯杯地饮着好友送别的酒。这就把不得不离去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理形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张帆欲去”？因为“携家作客真无策”、“长乘舴艋竟安归？”（《元日》）词人在战乱之中，携家南奔，屡次寄居，终非长策，但却非走不可。为什么“仍搔首”？因为与义和大光友情诚笃，不忍分别，所以搔首踟蹰。这里词人很自然地追忆起在腊月间相聚的时日，朋友们饮酒赋诗；同时，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以与友人更好地流连吟咏，然而春天到了，桃花才吐蕊，而自己却要与友人告别了！“匆匆”之中，包含了无限惜别之意。“吟诗”两句，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为“好在句中”，就是说其本身即为佳句，不待上下文关照，自然映发，自见妙处。
词的下片仍写别宴。写过了酒，紧接着从歌上落笔。古人送别时唱“骊歌”，如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所写“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宋代州郡长官设宴，有官妓陪侍，歌舞酒声远远飘去，可见宴会的盛大，此“歌声”就是歌妓所唱。“歌声频为行人咽”，临别之际，歌妓也为之动情，几度呜咽不能成声。因此感动了词人：“记著樽前雪”。“雪”为“雪儿”省略，而“雪儿”又是指代歌妓的。雪儿为隋末李密歌姬，善歌舞，能够根据音律填词而歌，称“雪儿歌”，后来泛指歌妓。词人因歌而记着歌者，即记着此别，记着饯别的主人，一语而三得。酒醉人，而歌声也足以醉人。“明朝酒醒大江流”，此笔回旋一转，想到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舟漂到湘江。此行何去？相距一百二十里的衡州（今衡阳）是第一站。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载人而曰“载离恨”，“离恨”而曰“一船”，“一船”而且“满载”，即满载离恨表达了作者不忍惜别的情意，与首句“张帆欲去仍搔首”紧密关连，也同作者《别大光》诗的“滔滔江受风，耿耿客孤发”相补衬。这最后两句，化用苏轼在扬州别秦观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的“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而这里情感更为丰富。运用前人成句时切忌字句意义完全相同，但又不可距原句意思过远。与义此处构句可谓运用前人之后，却自然切合己事，变化处又别出心裁，较之上片之结，艺术上也不相上下。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