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始便高屋建瓴，寥寥几笔，就得心应手地勾画出太湖景色的特点：烟波浩渺，群峰绵亘，重涯别坞，幽谷曲隈；并用天下山与水的不能相称，反衬太湖山水的相得益彰，进而概括出滨湖诸山的共同特点：挟湖为胜。文章后半段，作者以王维未能审时度势，致染“羯胡之膻”，反衬王氏父子明时退隐之智；用王维所居辋川别墅的不足，反衬宝界山居能擅千里湖山之胜。全文巧于用笔，善于衬托。
第一段是描写太湖的奇山秀水。太湖的美，在于山水相衬，相得益彰。作者认为，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借水而妩媚，水因为山而灵秀，相互修饰弥补对方的缺陋。而五百里太湖，浩瀚澒洞，群峰出于万顷波涛之中，为中原绝不可见的奇观。湖中有数十个岛屿，号称七十二山，实际可以称山的不及其半，如果把所有的洲渚矶浮都算在内则又不止七十二个，正如文中所说：“群峰出于波涛之间以百数”。其中较大的有湖东南的东、西洞庭山和湖西北的马迹山。四面群山环绕，港汊相连，草树繁茂，曲折幽深，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处处都可以说是仙灵栖息之所。作者以神话传说中的“海外绝岛”相比，称之为“中州无有”，表达了无限向往和赞美之情。
文章第二段接着叙述为宝界山居作记的经过和感想。宝界山在太湖鼋头渚，有宝界桥与无锡市区相连。从锡山出发，渡过五里湖，舍舟登岸，便到了王氏父子隐居之处。据传宋人钱绅退休后曾卜筑于此，明清时其遗址尚存。东南有山门，下岭可通石塘，风景与作者早年读书的万峰山相似，“皆挟湖以为胜”，可以尽览湖山之美。登上宝界山向西南眺望，湖中的马迹山和作者所居的长兴县，“往往在残霞落照之间”。反过来说，从长兴向东北望去，也可以看到宝界山。这里通过遐想，将作者与山居主人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王氏父子的仰慕之情，同时也使文章更加富于诗意。
最后一段议论，用意在于称赞王问和王鉴父子二人不慕功名富贵能够激流勇退，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及。文章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滞留长安，未能“引决”，以至“一失足遂不可浣”，虽不免过于苛求，却也反映出作者对气节、人格的看重。
归有光虽然没有到过宝界山，但他对太湖的山川地理十分熟悉，他任职的长兴县，地处太湖西南，与北岸的无锡隔湖相望。湖中和湖周的许多名胜古迹，他都去考察和游览过，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全文结构严谨，脉胳清晰，夹叙夹议，文字简洁，不仅介绍了少为人知的宝界山居，而且对太湖风物的描绘尤为生动具体，展现出“东南巨浸”的宏阔图景。
此诗一开头就从这卑微低贱的尉职说起，“黄昏封印点刑徒”，“封印”、“点刑徒”，这就是县尉每天黄昏时的例行公事。诗人不是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是具体地、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出，更显示了这职责的无聊和不堪忍受。
第二句“愧负荆山入座隅”，与首句成一鲜明对比，以荆山的巍峨高耸反衬自己的沉沦下僚。李商隐赴弘农尉任时曾途经荆山，并写了一首《荆山》诗，诗云：“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对荆山极力赞美，因此这里才顺手拈来反衬自己的处境。
诗的后两句是用典：“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南）得到一块玉璞，曾献之于楚厉王和武王，都被误认为是石头，而以欺君之罪先后把他的双足砍掉。后来，楚文王即位，才使玉人治之，得宝玉，名之曰“和氏之璧”。卞和得璞的荆山与作者所在的荆山同名，故有这样的联想。卞和因献玉而两次被刖足，这是无比悲惨的遭遇。可是李商隐却希望自己能像卞和那样把双足砍断，这样，就再也不必在官府奉迎趋拜了，其惨烈又还迥出乎卞和之上。
李商隐写作曾被人讥为“獭祭鱼”，因为他很喜欢用典。其实李商隐诗的许多典故都是用得很成功的，比如这首诗，在用典上就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自然巧妙。诗人是从眼前的荆山联想到卞和得玉石的荆山，又由这一荆山联想到卞和献玉的不幸遭遇，又由卞和之不幸联想到自己之不幸，所以就非用这一典不可。二是花样翻新。它不是一般的比附或替代式的用典，而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用典，“典”只是辅，只是宾，是诗人此时那种强烈愤懑之情的映衬，一个“羡”字，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读。
上片写景，叙述三吴美好的自然风光，引发出怀古伤今之思。“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薄暮的天空散发着萧索的凉意，我像无根之飞蓬浪迹天涯，乘兴驾舟东游。开篇点出了东游的时间背景。“三吴风景，姑苏台榭，棹落暮霭初收。”因西南有姑苏山，有姑苏台建于其上而得名。三吴的风景，姑苏的亭台，全都笼罩在沉沉的暮色中。“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当年的御阶宫道已被乱石衰草所埋没，昔日的繁华景象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一片麋鹿哀鸣的荒凉山丘。“麋鹿呦呦”，据《史记·淮南王传》载：“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帐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麇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后人以麋鹿游姑苏台比喻亡国。此处开启下片，引发了柳永词鉴赏词人的怀古之思。
下片追忆春秋吴越争霸的旧事，抒发了深沉的历史兴亡慨叹。“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据《史记》载：“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想当年，吴越争霸，堂堂夫差空有运筹之志，却不知审时度势，图王争霸无止无休，最终招致了亡国之灾。越败姑苏之后，对吴称臣。吴王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劝谏放虎归山，将越王勾践君臣放归越国，给自己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之后又频频兴师北伐，与齐、晋等北方诸侯强国争霸，劳民伤财。越王趁机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志在报复，最终在越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反攻下，仓惶败溃，落得身死亡国的下场。“空”字，意味深远，饱含了对吴国兴亡的深深感叹。“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意谓吴王好大喜功，“图王取霸无休”，反将大好河山拱手输给了泛舟五湖的范蠡，可叹啊，前朝旧史中不知有多少灰飞烟灭的风流人物。“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斜日里衰草连天，历史的长河中涌动着不尽的千古遗愁。
这是一首即兴而作的咏史诗，意境深沉，格调苍凉，谋篇布局洋洋洒洒，颇有大家风范。历史带走的是一身尘埃，在这不尽的长河中，人的绵薄之力犹如苍海一粟，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江山如画，云涛烟浪”，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慨叹。
首二句“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起手颇奇，在律诗中运用顶针重叠的手法，前两句中两个“北”字前后勾连重复，营造出浓烈的“哀”气。既有以客观写主观的“边马”之哀，更有“驱马”人内心的“哀”，一笔两到，领起全篇。
紧接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一联，借用上联的意象写“驱马”前行，“北风”呼啸，征途更为苦寒，将“哀”意更进一层。
“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一联，由前两联写自然、个人之“哀”，突转为悼唐军惨烈大败之“哀”，将“哀”字赋予更为深广之社会内容，“哀”士卒，“哀”国家，“哀”用非其人。
尾联再照应首联“哀”字，在前文“北风”、“边马”、路遥、苦寒、唐军惨败等边景、边事、边情之记叙中，以“长剑独归来”的形象描写，将诗人自身“不得意”的情渲染得无以复加，抒发了诗人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全诗极富塞外特色，真实感人，不论是对胡地景色的观察，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都深深打上诗人塞外生活的烙印。先写南行出发时悲寂的的景象，继而刻画塞外独特的风光，有近有远，形象生动；随后旷远的景象又触发了诗人对时局的深深思索，当收回眼光回到现实中时，诗人更感悲愤莫名，感慨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门。全诗言辞悲壮、苍凉，将诗人自身哀伤的感情渲染的无以复加。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