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