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
这首绝句，是李涉很有名的即景抒情之作，写得气势苍凉，意境高远，通俗凝炼，耐人寻味。
“江城吹角水茫茫，曲引边声怨思长。”这里虽然是写耳闻目睹景象，但字里行间，都使人感到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影子。
他伫立船头，眼望着茫茫江面，耳听着城头传来悠扬悲切的边地乐调。大凡羁途之士，虽非边地戍卒，总有异地思归之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情是相通的。因而，一闻边地乐声，便立刻引起诗人的共鸣，勾起他思乡归里的绵绵情思。在这里，诗人巧妙地借助于边声的幽怨之长和江流的悠长，从形、声两个方面着笔，将抽象的心中的思归之情，作了形象具体的刻画。
“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暮角声起。江边沙滩上的鸿雁惊起，而飞向了远方。乍看，像是实景的描写，但仔细品味，这正是诗人有家不得归，而且天涯海角、越走越远的真实写照。诗人家居洛阳，方向在润州的西北；而惊雁是向南，越飞越远。莫说归里，就是连借飞雁而通家书的指望也没有。“惊起”二字，不言“己”而言雁，是所谓不犯正位的写法。写雁的受惊远飞，实际上也兼含了诗人当时“不虞”的遭际。
这首诗，写得意态自然，寓情于景。乍读，作品好像完全是按照事物的原貌来写的，细细体味，字字句句都见匠心。诗人选择了生活中最典型最突出的物象，寥寥数笔，便描绘出给人印象极深的一幅画卷：江边的城市、浩渺的江水和惊飞的鸿雁，而画外则传来悲凉的画角声。在每一物象之中，都使人深深地感受到诗人的哀情和跳动着的脉情，情思含蓄，寄慨深远。
石榴是美丽女子与纯洁爱情的象征，诗人盛赞了婀娜的榴枝、繁富的榴实、轻盈的榴膜、鲜丽的榴子，表现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然而尽管石榴比碧桃还要美丽娇艳，却也无法红颜“一千年”。《石榴》既是生命的挽歌也是爱情的悼亡诗。“榴”字凡四叠，分别写其枝、实、膜、子，突出了石榴的美艳，读来春风扑面，不独上下句复辞，联内亦复辞。“碧桃”联袂而出，深叹人间红颜易逝，唯有深藏于心底的真诚与美好的情感才真的可以“碧桃红颊一千年”。
在艺术特色上，此诗运用了复词重言的手法，从而使节奏回环，词脉婉曲。李商隐写过许多这样的诗。有同步往复的，如“一弦一柱思华年”，“此花此叶长相映”。有同句双步往复的，如“一夕南风一叶危”，“半留相送半迎归”。这种同句不同音步的重叠往复，又可以组成对仗的一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还有同联内前后一次单复的，“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还有同联前后蝉联的，如“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也有同一联前后句首尾衔顾，使回环增大，涵盖全联的，如“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惟独这《石榴》一首诗内多次连环回复，大小回环相套，读来意韵连绵，回味无穷，绕梁三日，挥之不去。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前二句写面前出现的一幅帆船的景象。“风迥五两月逢三，双桨平拖水蔚蓝。”诗人先从顶部写起，风力小，月候甚佳，正是春游的大好季节。次写船在水中轻轻地流动，双桨平拖，显得船儿的自由飘荡前行，船身后面，是一片蔚蓝的河水，映入眼帘。
后二句诗人描写两岸景色。“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诗人把目光移向了两岸，桃花簇簇，柳叶鲜鲜，诗人用了“百分”来形容桃花，而用“千分”来形容柳叶，这里诗人用词新鲜，古人还没用过此词，在这里显得格外活泼。最末一句在承接上句的基础上，写桃花的色，鲜艳，簇新，一片红色；写柳叶的色，明快，透亮，一片翠绿，既给读者以春天的感受，又增添了诗的魅力。
清代中朝以后，社会安定，诗人往往对自然风光有独特的感受，写出了平静、安稳的社会面貌。这首小诗用笔轻柔，设色明丽，不仅绘景如画，而且细腻表达出诗人在良辰美景中的美好心情。唐代诗词名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春来江水绿如蓝”、“正是江南好风景”都在此诗中融化无痕。“冶红妖翠”，造语新颖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