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长记扁舟载月明，深入红云去。
荷尽覆平池，忘了归来路。谁信南楼百尺高，不见如莲步。
渡口看潮生，水满蒹葭浦。长记扁舟载月明，深入红云去。
荷尽覆平池，忘了归来路。谁信南楼百尺高，不见如莲步。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
第一首诗是词人在郊外饮宴时的即兴之作，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洒脱不羁的豪情，而豪情之中又隐藏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慨。
“楼观青红倚快晴”，劈头一句便勾画出南国风光的绮丽景色：雕梁画栋，朱楼翠影，倚立在晴明爽朗的丽日和风之中。“快”是词人心境的外射，即“怡红快绿”所引起的那种欢快之情。“惊看陆地涌蓬瀛”，是词人在饮宴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传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词人在酣饮的醉眼朦胧中忽然觉得陆地的平野间涌出座座令人神往的仙山，不禁惊喜莫名。“南国花影笙歌地，东岭松风鼓角声”则是词人醉意中清醒意识的极其酣畅的表达：南国花影，笙歌阵阵，仿佛是一片升平气氛，然而随着东岭的松风传来军中的鼓角之声，却使人的心境如此忐忑不宁。词人在这两句词中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北国金人大军压境，南国朝野歌舞升平，作为军中主帅，词人范成大的心中该感到多么不安，他一方面在良心的谴责中作着灵魂的自我审判，一方面也以他的笔锋直刺“笙歌醉梦间”的赵宋小朝廷。这里我们不由想到范成大的同代诗人林升所写“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名篇。这首小令虽然写得比较含蓄，但也有异曲同工的弦外之音。
下阕对饮宴环境作进一步描画，同时更深刻地表现词人这种忧思伤世的愤激之情。“山绕水，水萦城”，江山如此多娇！在“柳边河外”饮宴的词人，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势，令人产生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忧国忧民之情。“柳边河外”也是效命疆场的爱国将士所在环境的暗射，它与“楼观青红”是一个象征性的对立，让那些“楼外楼”中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娇妻美妾去歌舞升平去吧，而“柳边河外”的将士们却要保卫这“山绕水、水萦城”的锦绣河山去呢。最后一句是词人自谓，他提笔挥毫而画不成一段风流，乃是因为他胸有块垒而无心于此道，这“画不成”三字包含着词人壮志难申的苦衷，也影射着朝廷的掣肘，使他“画不成”自己理想的宏图。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
上阕中我们看到一匹马正在关山重叠的岔路上奔驰，一个神情郁郁的旅人骑在马背上缓缓地摇着鞭子，此刻时令已到深秋，在落满霜花的树枝上，禽鸟迎着晨光喳喳地哀啼。这一阕另然仅有四句二十一宇，但却将游子行旅的时间，环境，动作和目击的情景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真可谓文约而意丰，言简而意赅。“秋已暮”，不仅点明节令已是深秋，而且意味着其时四野正笼罩着一片秋日的暮霭；“重叠关山歧路”，点明游子行旅的空间环境，关山重叠的崎岖与“歧路”的漫长悠远已把旅途跋涉的苦况泄露了出来。“嘶马摇鞭”写出了马行的踟蹰与马嘶的悲凉，而这也正是从侧面写出游子迟迟不忍前行而又不得不摇鞭催马的矛盾情怀。“何处去”。这一小小的设问更道出游子飘泊的景况，这种在人生道路上无目的的追寻，其内心的悲凉自不待言。“晓禽霜满树”不但以五字三“象”(禽一霜一树)浓缩了游子的所见，而且与“秋已暮”相呼应，更见旅人暮行而复晓行的旅途的辛苦与劳顿。古人作诗讲求炼字炼句，此句即炼句之范例：黎明时分，禽鸟啼叫在结满霜花的树枝上，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似的，短短的语境涵盖了众多的意象和丰富的意蕴，这幅“晨霜鸣禽图”岂不也是游子景况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他的心岂不也在人世的风霜中悲衰地呻吟。
下阕写游子去后思妇的愁苦寂寞也极显功力：紫禁城的晨钟幕鼓，惊断了她与所思暂聚的梦影，点点泪珠滴湿了她那散发着檀香的枕衾。“一点凝红新薄雾”，写得极工极巧，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荧荧泪光中瞥见室内的孤灯，犹如一团红光隐现在薄雾之中；或者是她滴泪到天明，红日的光影透过窗棂射到她迷漾的泪眼中，她也觉得有一团凝聚的红光在薄雾中闪烁。《沧浪诗话》云：“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延巳此句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尾句“翠娥愁不语”也极工丽蕴藉，词人仅仅抓住蛾眉颦蹙含愁不语的情态，便突现出美人外貌的忧郁美和内心的哀静美，一如影象的定格，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