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由景及情，以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但加入了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
此词与王维的送别诗《渭城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体裁的不同，此词更能把离人的复杂情绪，谱写成一曲回环曲折、抑扬顿挫的离歌。上片由景及情，融进王维诗前二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含意。因诗与词本身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内容相近，又有所差异。此词的“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虽然也只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却加进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显得开阔而含情。而景中的“波声咽”则带有长行者和送行者的感情色彩。王维诗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于词中则是“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又后会甚时节？”王维诗是含而不发，此词则点出黯然情怀，在一片惜别环境气氛中，令人黯然伤怀。
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王维诗的后两句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到词中，则成为下片的“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加入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其中，“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是全词主调，“听取阳关彻”句暗含“无故人”之意。而以“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为词的收结则情意深长，含不尽之意。
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音画共融，将静态诗词赋予了动态美感，无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在状似洒脱的举杯对饮之后，也有离情让人动容，满腔情意尽在酒杯中。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这支曲子类似于湘云对自己命运的自诉、自叹、自解。全曲情感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全曲预示史湘云坎坷的一生。她出身名门望族，年幼丧双亲寄养于叔父家；婚姻虽美满，却又因丈夫早逝而守寡。首句用感叹的句式，点出了湘云幼年时的“坎坷形状”，接着一转，写出湘云苦中作乐的情怀。成年后，湘云似乎苦尽甘来，“厮配得才貌仙郎”，然而到最后依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地久天长”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湘云的判词只用简短的四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曲子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它不但透露了更多湘云婚后生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展示了湘云丰富的内心世界。
“襁褓”二句是说史湘云身世的。她出身官宦之家，孩提时父母双亡，寄养在叔父之家。虽仍过着锦衣玉食般的贵族生活，但被婶婶冷眼看待，也不知道什么是娇生惯养。“幸生来”三句，是说她生来性格豪爽，胸怀广阔，从未把儿女之情放在心上。暗指她与宝玉亲热，但未超越表兄妹的界限。“好一似”两句，是对史湘云总的评价。“霁月风光”句意在说湘云品格光明磊落。“厮配得”三句，说史湘云嫁给如意君郎卫若兰，弥补了幼年时坎坷的生活的不足。最后四句，写史湘云命运的结局：湘云虽嫁给了如意君郎，但好景不长，丈夫得痨病医治无效，她独守空房。曲子说这是命中注定，不必悲伤。这几句，回应了曲名“乐中悲”。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写最终的结局。这里指史湘云丈夫早死，独守空房。
在《红楼梦》的众多女子中，史湘云是比较独持的一个。她的出身近似林黛玉，从小失去父母；性格上却迥异于黛玉，比较豪爽，口直心快；也和宝玉亲热打闹，但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有点豪爽的味道。在众女子中她是仅有须眉气味的一个。她生活道路虽坎坷，却没有黛玉那叛逆精神。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史湘云思想上又近似薛宝钗，曾劝宝玉多读四书五经，广交豪门子弟，以图“仕途经济。”她婚姻虽美满，但好景不长，丈夫早亡，独守空房，又只能把这归之于命数有定。《好了歌注》：“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些可与史湘云命运“乐中悲”互为说明。曹雪芹对史湘云的塑造，其赞赏之情充满言词之间，“英豪阔罗宽宏量”，“霁月光风照玉堂”等等即是。而“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也说明作者那封建迷信思想的局限性。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