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刀环歌》同《泰娘歌》《更衣曲》《竞渡曲》一样,是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新乐府”诗歌。这首新乐府的题目是用典。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与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关系不错,希望能把李陵召回汉朝。于是派遣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匈奴单于设酒招待汉使者,李陵、卫律都在座。立政他们看到李陵,却没有机会私下交谈,于是就给李陵使眼色,“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也就是几次抚摩把玩自己的刀环,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意思是可以归还汉朝了。“环”谐音“还”,握脚表示走路离开。因为刀环在大刀头部,所以古人常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如《玉台新咏·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由此可知,刘禹锡乐府新题《视刀环歌》,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思念的人尽早归还。
此诗写相爱双方将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全诗运用暗示的手法,意境深沉,含蕴无尽,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含蓄、内敛、婉转、凝重的爱情观,也透露出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把诗的题目和内容联系起来看,刘禹锡可能要表达的是相爱的人就要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因为这首诗没有特定、具体的写作背景,所以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有了很强的张力,并不一定局限于爱情,也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两句诗,实际上道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即语言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来表达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曾说:“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
此诗为诗人有感于长安兴衰而作。题目虽曰《忆昔》,其实却是伤今。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诗歌的首联从回忆入笔,诗人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城游历时所见到的情形。所谓“五陵”,原是指汉代帝王的五座陵墓,因当时每立一座陵,都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故而“五陵”又代指豪贵所居之处。诗中的“五陵”是指都城长安。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峭不知数。”昔年所见,诗人印象最深的是已是夜半之时,那些豪门贵族依旧是追欢逐乐,灯红酒绿,沉溺于声色之中。“子夜”,这里既可指夜半子时,也可指乐府古曲,《乐府诗集·四四·子夜歌》:“乐府解题日: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可知其曲皆歌唱男欢女爱的内容。首联描绘了明月清辉普照高楼,一片歌舞升平、欢歌达旦的景象,实已暗窝讽刺之意。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诗歌的次联继续描写这些豪门贵族昼夜不分,春秋不辨地酒食征逐,沉溺声色。“长似昼”,指这些王公贵族卜昼卜夜,以昼当夜地沉醉于声色之中。“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宋书·乐志》中所载的《古辞鸡鸣桑树巅》诗;‘“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韦庄诗借此是要表达富豪贵族们只知享受春风桃李,而不知有肃杀之秋天,语句之中已经暗含他们只图享乐,而全然不顾国家之兴亡。这一联在华语丽辞的背后,诗人的嘲讽之意已经渐露出来。
“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第三联,诗人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历史上的人物与人名进一步地讽刺了那些公子王孙化肆无忌惮、放荡不羁的行径。“西园公子”原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曹植诗《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文选》李善注:“公子,谓文帝。”西园,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为曹操所筑。曹王为公子时常在此夜宴,款待文士。所谓“无忌”,原是战国时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这里诗人用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即取其无所顾忌、无所忌惮之意,意指王孙公子们只顾享乐,已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了。此外,历史上有两个莫愁,即洛阳莫愁与石城莫愁,这里所指,当是石城莫愁。《旧唐书·乐志(二)》载:“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一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这里引用莫愁之名,除了指其善歌舞外,同样也借用“莫愁”二字的字面意思。当然,诗句表面上是说那些歌舞女不解国事,不知国之将倾,实则是将矛头指向欣赏歌舞的王孙贵族。这一联写得好,不仅在于对仗极为工整,巧用典故,还在于在工整的形式下,.所蕴含的诗人深沉感慨,读罢能让人咀嚼与深思。
“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最后一联,诗人荡开一笔,把对往日的回想思绪拉回到现实。追昔抚今,感慨万端,此地此景,昨日的繁华,今日的乱离,多么像一场梦。诗人的感叹,实则包含了对前面所写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谴责。最后诗人以景作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夕阳西下,逝水无语东流,这暗淡的景象,悲凉的意境,不仅预示着大唐帝国的行将灭亡,也是诗人悲恰情怀的折射。
这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艺术上此诗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廷,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