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乐苑》上说:“《如意娘》,商调曲,唐则天皇后所作也。”武则天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太宗李世民赐号武媚。而后太宗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李治在寺中看见她,复召入宫,拜昭仪。武则天在感业寺的四年,是她人生中最失意的四年,但祸兮福之所伏,武则天在感业寺的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转机。在感业寺,武则天写下了她最有名的诗歌《如意娘》,史载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或许,正是这首诗,使得李治才忽然想到尚在削发为尼的旧情人武媚。
《如意娘》一诗极尽相思愁苦之感,尺幅之中曲折有致,融合了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明朗又含蓄,绚丽又清新。
首句“看朱成碧思纷纷”赋比兴兼具,有多重含意。一来明写抒情主人公相思过度,以致魂不守舍,恍惚迷离中竟将红色看成绿色。梁王僧孺诗“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夜愁示诸宾》)为此句所本。正是心乱眼花使这位痴情女子五色不辨。二来暗指美好春光的流逝,眼见花红褪尽,枝头只剩下绿叶。三来借喻自己只身独处,花红叶绿不能相扶;又喻自己红颜薄命,由昔日欢聚的幸福坠入今日冰冷的相思之苦。
“朱”、“碧”两种反差极大的颜色,构成了强烈的感情的冷暖对照。眼前和一片寒冷碧绿触目伤怀,引起思虑万千。“憔悴支离为忆君”一句直抒胸臆。从外表写入内心,尽言思妇的瘦弱不支和心力交瘁。至此,这两行诗辗转写的是凄切,是寂寞,是深深地哀怨。情绪的流向较为单一。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打破一二句的和弦,以全新的节奏和韵律再现诗的主题:“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意谓:如果你不相信我近来因思念你而流泪,那就开箱看看我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执著、决然、不掩饰、不造作的独特形象跃然纸上,李白的《长相思》写“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去明镜前”与此句构思相似。这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它丰富了诗歌的情绪构成。“不信”句诉说着“断肠”的相思,也隐含着相思的无可奈何,相思的难以喻说。
《如意娘》写得曲折有致,较好地融合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是武则天的上乘之作,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看朱成碧后来成为唐宋人常用成语。李白诗:“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也可以说看碧成朱。辛弃疾词:“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香袍粉。”《柳亭诗话》载:李白的《长相思》一诗中有“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之句,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首诗,对他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后来有“刿目鉥心、掐擢胃肾”之称的孟郊又写出了“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这样语出惊人的句子。但溯其本源,还是承袭了武则天的创意。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