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酒,历来是文人墨客的情感寄托,诗人尤甚,李白更是以“斗酒诗百篇”名扬天下,他常以甘醇可口的美酒为寄托,做了大量的反映心理情绪的诗。这首《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便是。
历阳,唐代郡县,治今安徽省和县历阳镇,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当时李白访问历阳县,正值大雪纷飞,县丞设宴招待李白,李白席间频频举杯,赞赏历阳山美、水美、酒美,可惜就是人不“美”——没有人陪他喝酒。于是席中赋诗《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豪情万丈,景象怡人。从此诗可以看出李白的心中的偶像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他嘲笑王历阳表面上以陶渊明为榜样,可是喝酒不痛快,徒有虚名。“浪”、“虚”、“空”三字用得巧妙,传达出嘲讽及激将之意,充分显示了李白的冲天豪气。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词的上片开篇两句没有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芳菲春景,而是直说“风”、“雨”。东风轻拂着大地,几缕淡淡的云彩在天空飘荡。这两句里的“风”和“雨”,是全词的词眼,大好的春光就是在风雨中消逝的,领起了全篇词意。“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两句化用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诗意。燕子才刚刚归来,还未来得及观赏芳菲春色,满树花朵却已经凋零,如此景象,词人不由产生满腔感慨、满腹愁绪。这里的“泥”承第二句“萧萧雨”,“落花”承第一句“东风荡飏”而来。燕子新归,而落红已经成阵,目睹这种景色,词人的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词的下片首句承上片“落花”,开始描写凋零的海棠。“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在此词人虽然只取了海棠一种花来进行描写,但是读者从中仿佛还可以看到桃花、杏花、梨花……落红一地。当所有春花凋零并被泥土掩埋,也就没有什么春色可言。用“春瘦”来形容春色渐失十分形象传神,也是全词的主旨所在。人也如春一般,在万花凋零的满腹愁绪中逐渐消瘦,逐渐疲惫不堪。结尾两句“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开始出现人的形象,画面也顿时变得更加丰富。
全词无一字说愁,却处处都透着愁绪。春天本是百花竞放、喧闹芳菲的季节,可是经历一场风雨后,凋零的花朵,衔泥的春燕,对月啼叫的乌鸦却让人顿感凄凉。花开花落虽是自然之理,却引发了敏感词人心中的无限愁绪,凄凉的其实不只是春色,也是词人因年华渐逝、壮志未酬而生的悲哀。词中的抑郁哀婉之气令读者读之不禁为作者坎坷的生平而动容。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