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玉枝头一粟黄,碧纱帐里梦魂香。”首句正面赋其形,次句据此加以引申。这两句一写实一比拟,虚实相映,既生动又让人产生美好的遐想。
“晓风和月步新凉。”在天气初凉的八月金秋,桂花便在晓风中和月光下暗暗地绽放飘香。此句描绘桂花开放的季节和四周的环境,突出了它的幽香和冷艳。
“吟倚画栏怀李贺,笑持玉斧恨吴刚。”李贺的《梦天》诗中有“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之句;在《神弦别曲》中则有“南山桂树为君死,云衫浅污红脂花”之句。吴刚:传说中的月中老人。据《酉阳杂俎》载,吴刚学仙有过,被谪月中伐桂。桂高五百尺,斧痕随斫随合。这两句就有关桂花的传说展开联想,意趣横生,此二句中一“怀”、“一恨”,无不表达出词人对桂花的珍爱之情。
“素娥不嫁为谁妆?”嫦娥美丽,但在传说中她又是一位独居月宫中的嫠妇,故词人有此问语,同时也是为了增添词的情趣。之所以提到嫦娥,因为她是月亮的化身、桂花的精魄。
这是一首描述徭役沉重、民不聊生之苦的诗歌。全诗三章首句均以大鸨这种鸟本不会在树上栖息,却反常地栖息在树上来比喻成群的农民反常的生活——长期在外服役而不能在家安居务农养家糊口,其苦情可见一斑。因为鸨鸟是属于雁类的飞禽,其爪间有蹼而无后趾,生性只能浮水,奔走于沼泽草地,不能抓握枝条在树上栖息。而今鸨鸟居然飞集在树上,犹如让农民抛弃务农的本业常年从事徭役而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正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仍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烈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
全诗三章语言大同小异,这是民间歌谣的共同点。至于三章分别举出栩、棘、桑三种树木,则纯粹是信手拈来,便于押韵,别无其他深意。
此诗前两句写叙别的地点,送行者的情谊;三四句写辞离故乡,远行边荒;五六句写感慨,借用苏武传札得归事,表达诗人对赦免的期待;最后两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全诗一气呵成,浑成自然,且情真意切,凄婉动人。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句道出刘善充为之置酒送行的地点和折柳赠别的情谊。“惜别”写内心感情,“愁攀”写外在动作。仔细传神,将诗人远行,朋友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矛盾与苦涩,形象地勾勒了出来。杨慎久戍荒域,暂假归家又当长别。临行之际,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诗人不言自己的伤感,却写为之饯行的刘善充的情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朋友相别,常常折柳赠送以祝平安:“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跳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伤见路旁杨柳青,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此处虽亦是折柳送行,却不落俗套,读者既知所攀之树就是杨柳,又不与颔联的“青青杨柳”重复。
“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句写诗人行色之匆匆,戍地之荒凉遥远。“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朋友赠送的,带着故土芬芳、朋友情谊的杨柳颜色尚青,故乡的影子就越来越遥远了。“青青杨柳”暗示离别的时间很短,“故乡遥”以见诗人行程之快,行色之匆忙。“大荒去”,言诗人所去的地方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上句从诗人切身的感受落笔写故乡之远去,内心的恋与悲苦;下句从朋友的眼光所及着手,写诗人离去之迅速,所去之地的荒凉,朋友的惆怅。进一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痛。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句用典自寓,抒发诗人渴求自由、渴求免的强烈愿望。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汉昭帝即位,使人求索不得,汉使谓单于曰“天子射猎上林中,得雁足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乃放还。”杨慎嘉靖三年谪成永昌,到此时正好十九年,尚无赦免的音讯,所以发出“谁传书札上林边”的呼救声,上林苑本是汉天子打猎的场所,此处借指明世宗。此意其呼救之声哀伤悲绝。。
“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北风胡马南枝鸟”,化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之句。舟中对酒,愁绪更浓,无法排解,无法述说,只好将柔肠寸断的满腔情愫,倾泻到那思乡恋土的蜀国弦歌之中。诗人借弦歌以抒胸,倾吐自己眷恋故土不欲离去的情感,哀绝婉转,催人泪下。
这首诗结构严谨,抒情写意真挚自然。诗歌由朋友的不忍别,想到马上会天涯相隔。再由戍地的荒凉,希望赦免还家。赦免无望更加依恋故土,最后是绝望悲歌声泪俱下。层层相转,感情一层浓于一层。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