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