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