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小令中,作者先以“柳营,月明,听传过将军令”交代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主人的身份。“柳营”也即汉代周亚夫屯军所在的细柳营,汉文帝曾经因为没有军令而被挡在营门之外,赞叹日“真将军矣”,因此“柳营”后来就成了军纪严明的军营的代称。刘时中用在此处,显然是要称赞这位设宴的万户在治军上的成绩。
“高楼”“卧护”两句,进一步围绕将军治军的严明展开。夜半时分,明月高悬,鼓角随时准备奏响,打更之声间作,这一派威严肃穆的景象透露出万户所辖军队的不凡气度。“卧护”一句,写将军终日勤于军事,抱病守边,使得边疆战事不起,百姓得以平安度日。这一句本是要表达对将军功绩的推崇和赞美,若把握不当,容易给人以谀美之嫌疑,但作者巧妙地引人了“高楼”“鼓角”等意象,将称誉之情融合到景色的渲染中,从而自然地带出了作品的主题,可谓不落俗套。
“横槊呤情,投壶歌兴”句,乃是以“前人旧典型”来进一步衬托将军的才华功业。“横槊”化用的是三国曹操典故,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曾称赞其“横契赋诗,固一世之雄”;“投壶“的典故则出自宋代名将岳飞,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曹、岳二人,都是历史上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将领,作者以万户和此二人并列,对将军的文韬武略可谓推崇至极。
“战争,惯经”,以一个“惯”字点出将军身经百战的经历,是对将军往昔经历的回忆。而“草木也知名姓”,化用的其实是唐代张万福的故事,《唐书·张万福传》载:“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日:‘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作者在这里将镇守边疆的将军和主镇一州的刺史相提并论,十分巧妙得体,渲染出了万户威名赫赫、声震南北的气势。
第二首小令着重刻画将军的心理,生动传神。《虎韬》《豹韬》,与《文韬》《武韬》《龙韬》《犬韬》合称为“六韬”,据传都是姜太公所作,后世用以泛指兵书。“一览胸中了”一句,称赞万户的饱读兵书、胸中富有韬略。
但接下来,作者没有继续一味称颂赞美,而是开始刻画将军的苦闷心理。他先写将军现在的尴尬处境,虽然通晓兵书、善于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却只能“时时拂拭旧弓刀”,再也无缘上场作战。至于原因,则以一句“却恨封侯早”带过,十分巧妙。封侯拜相,出入朝堂,原本是许多人一生追求而不得的目标,但这位万户却因为其实现太早而心生抱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夜月铙歌,春风牙纛,看团花锦战袍”,这一句具体描写将军封侯后的怅惘情状,戎马半生、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如今失却了意气,只能于春风之中,夜月之下,细细地端详自己的“团花锦战袍”,沉浸在对往日边疆生活的追忆中。此情此景,连置身在外的读者都有一种怅惘、失落之感,将军本人心情的沉重,更是不必明言了。
“鬓毛,木雕,谁便道冯唐老”,这一句运用的是西汉冯唐的典故,冯唐是西汉文帝时的名臣,曾经为云中守魏尚辩护,使其官复原职,后来由中郎署长攫升为车骑都尉。但汉景帝时期,这位知人善任、敢于犯颜进谏的重臣却被罢免,一直闲居家中。等到武帝即位,想重新启用这位旧臣时,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再上朝效力了。自此,“冯唐易老”便成了功名不就、试图蹉跎的代名词。此处,“谁便道”三字是作者对万户的勉励之语,诚挚动人,想来老将军听到后也必定被冯唐自勉的精神鼓舞吧!
这两首小令,一则称扬将军往日功业,一则刻画将军此刻心理,虽是常语,却用得贴切自然,颇能翻出新意,丝毫不见做作俗滥。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这首词写于作者中年以后溯江而上之时。他有志报国,投书献策,希图仕进,并劝说诸路帅臣,致力恢复中原,均未奏效,流寓他乡,抑郁不平。上片写依人客居,抒寻秋思乡的失意之情。起首三句先用冯谖弹铗的故事叙说自己从金陵西上,旅途艰苦、窘迫十分不得意的状况。“梦里”三句点明时间是在秋季,心情的苦闷,更勾起思乡的情怀。但家乡路遥。欲归不得,更令人伤感。“万里”以下,感叹自己长期在外奔波,岁月流逝,年纪已老,却事业无成,字句之间,流露出深沉的感慨。下片追忆青年时代的凌云理想与豪迈气概,抒请缨无路的惆怅。那时他的理想虽无人理解,但他自己立下不澄清中原绝不罢休的壮志,酣放自若,不可一世,连腰上的宝剑也发出声来表示要上阵杀敌,可现在他竞一事无成,谁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最后他希望有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用他们的诗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情绪。
本词抒发了作者事业无成的忧虑和苦闷,写来如水银泻地,挥洒无余。风格豪放,感情深沉,用典贴切,笔力峭拔。刘熙载《艺概》中称刘过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读者可从这首词中不难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