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十八句,按内容分为五节。前十句为一节,写题目中的“水谷夜行”作为全诗的引子。首两句写夜班更深起行的感受。首句鸡声惊起,憨、号、荒这些字给人以荒凉冷落的感觉,“山壁月倒挂”写月将落的景色,生动形象,和首句的荒寒相映成趣。三、四句写早行赶路。五、六句回忆初离京师,时值初夏,而现在已届素秋,强调出行之久。这些都为下文怀念京师作垫。同是写将晓的景色,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凄丽,而“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则是气势雄浑,境界开阔。九、十两句写天将拂晓,睡意全消,自然引起下文怀友之念。
“缅怀”二句,诗人由眼前的侵晓夜行想到当日京师的文酒高会,冷落的行旅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文笔从高会的众宾收缩到诗人所畏爱的苏、梅二人。古人称值得敬佩的朋友为“畏友”。“可畏爱”三字引出下面几节对苏、梅的评论,直贯篇末“双凤凰”的比喻。“篇章”两句总写二人创作之富,声名之高,难分上下。这是总评,为下两节分评起个头。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专论苏舜钦的才气。《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万窍号一噫”就是用《庄子》的语意来表现“气尤雄”的程度,说他作诗的气势,犹如大风陡作,万窍皆鸣。苏舜钦又善写草书。“有时”两句暗用张旭(人称张颠)来夸赞苏舜钦的书法,这也是“气尤雄”的注脚。“譬如”两句写其奔放,这是兼诗和草书说的。“盈前”二句主要写其既多且好,但“难拣汰”三字于赞扬中也略有微词。这一节共八句,表现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和草书家的形象,他的酒酣落笔、尽情挥洒的风神令诗人神往。
第四节十二句专写梅尧臣诗风的古淡,和苏舜钦的雄放恰成对照。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梅翁”的称呼既亲切又有尊敬的意味。“事清切”的“事”是动词,表示梅尧臣刻意追求“清切”的境界。次句用流水穿过乱石的形象来比喻“清切”,但不是直说,而说成是“石齿漱寒濑”,就更显生动。这里暗用孙楚“漱石枕流”的典故,而不易使人察觉。“作诗”两句写梅尧臣诗的功力之深(相传梅尧臣日写一诗),又表示了诗人对梅尧臣诗的尊崇之意。“文词”四句写作诗之久,老而不衰。一般人年龄一大,才思往往不如年轻时的敏锐,因而诗的功力虽深,清新之感却逊于当年。而梅尧臣却不然,年龄心意虽然老大(其实这时才四十三岁),但文词反而更加清新。这句的“虽”字,有的版本作“难”,那么可以解释为全心全意作诗,不知老之将至(诗人青春长在)。单从这两句看,“难”字意味还长些,但和下面“譬如”两句接不起来,所以把四句合起来,仍以“虽”字为佳,两句因韵脚而倒装。“譬如”两句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的典故化出。用“妖娆女”作比喻,带有亲切幽默的味道。“近诗”四句写梅尧臣的诗风从清切到古硬,功力愈深,而一般浅人愈难欣赏。用“食橄榄”为喻,非常贴切,写出梅诗耐人细细琢磨才能欣赏的硬工夫,这是下节“古货今难卖”的伏笔。食橄榄这个比喻被后人沿用来说明一种生涩的诗风,如评黄山谷诗等。把这一节十二句和上节八句对比,看出作者用笔的变化。苏舜钦诗的特点是雄放,作者八句也如同一气喷出。梅尧臣诗“古硬”,别人不易理解,所以作者用十二句分三层来写梅诗的特点,先写作诗之久,叙作者为衬,再用比喻说愈老愈清新,最后特别提到“近诗尤古硬”,表明工夫老到,但“真味”必须细嚼得之,不能失此“古货”(古人不管自己怎么创新,总标榜越古越好)。作者的苦心尤在宣扬梅尧臣诗的高超。这两节是该诗的主要部分,又为最后一节的总结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节十二句,分三层,“苏豪”四句为第一层,总结前两节的描写。苏舜钦诗虽容易为人欣赏,但用“徒惊骇”三字,也含有对当时舆论的不满。“二子”六句为第二层,对两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将他们比作“双凤凰”,推崇备至,但“云烟”二句也表现出对他们的遭遇深感不平。“凤凰”既是祥瑞之物,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刚一施展才能,立即受到摧抑排摈,两句“一”字紧相呼应,以表现当时世人的妒贤嫉能。在此诗写后不久的九月份,苏舜钦就因向朝廷进奏院祠神祭祀费酒而被小人告讦,贬谪而死。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一文里感慨尤深。“安得”二句一方面就“凤凰”的比喻生发,哕哕,本指凤凰的鸣声,这儿即指作诗唱和;另一方面回应篇首“二子可畏爱”的语意。最后两句为第三层,表示相思之情不能已,所以作诗寄问,交代题目中的“寄”字。因为诗人独行无友,风尘仆仆,想到当时京师文酒高会的盛况,想到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才,诗人觉得,这时他们可能把酒吟兴正浓,不知道他的相思之苦,所以得寄诗相问。这样和题目中的夜行及第一节正好呼应。这两句总结全诗,略嫌草率,未能达到神完意足的境界,有点美中不足。
欧阳修在唐代诗人中极为推重韩愈,认为作诗当以韩愈为法。这首五古就是受到了韩愈诗的影响。在诗中写朋友的不同风格,韩愈《醉赠张秘书》说:“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欧阳修此诗就韩愈这种写法开拓得更广阔,把苏舜钦、梅尧臣诗风的特征予以尽情描绘,对社会上对他们的排斥极表不平。诗前的叙事写景简劲利落而语句凝炼,中间的评论形象生动又极富感情。全诗条理脉络清楚紧凑,是欧阳修五古中的一首佳作。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词人从想象出发,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南归故里的友人严绳孙的生活场景,从藕荡垂钓、五湖泛舟,到执笔挥墨、烹茶品茗,无不彰显着友人的隐逸生活,描绘出友人怡然自得、自在陶然的情态。
上阕开首一句,言荪友过着隐逸高致的生活,桥边垂钓,五湖泛舟,自在陶然之极。“埋”字表现出欣于垂钓,陶然忘机的沉醉情形,让人生出无限向往之心。“西”、“东”二字,分明有着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飘逸,不禁令人歆羡。“五湖”作为诗歌套语,有归隐不仕的之意,词人用五湖诗词意象,苎萝指向西施,湖指向范蠡,归隐的意思就这样表达出来了。此处明写地点,暗述隐逸情怀,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是“笔床茶灶太从容”,典出《新唐书·陆龟蒙传》,龟蒙不喜欢与世俗之流交往,便人家登门造访他也不肯相见,行总会带着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此言友人或执笔写写画画,烹茶品茗,容自乐。这种徜徉山水、从容度日的方式,是自来遁迹山林者所乐的境界。
夏日的藕荡桥边,绿水青青,河柳依依,湖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你坐在湖畔,执一竿钓竿,沉醉于湖底鱼群的自由之态。偶尔抬头,苎萝山就从西边出现,回首,又看见太湖在东边流淌。于是,你执笔研磨,描画江山绿水、飞鸟香荷,更有旁边茶炉白烟袅袅、清香四溢。
这种从容度日、归隐山林的方式,如此的闲适超脱。上片由景入笔,又以景写人,很好地刻画了荪友的山水性情,也透露出容若对荪友这种潇洒悠闲生活的赞赏和向往。
下片“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二句继续承袭上片的闲适之意。“短墙银杏”、“高阁玉兰”有了“雨”和“风”,显得更加动人。“况有”和“更兼”二词更是把这种怡然自得的闲适情怀表露无遗。末句“画眉闲了画芙蓉”。“眉”在这里历来注解引用的是“张敞画眉”的典故,“芙蓉”当做“荷花”解,意指荪友家庭生活和谐,夫妻和美。其实“芙蓉”指无锡的“芙蓉湖”,意指闲暇之余游逛芙蓉湖,寄情山水,妙哉妙哉,更能照应前面的“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的意境,矮墙边的银杏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娇俏可爱地招摇着;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这样闲适而美好的日子,笑看她的容颜,执画笔轻扫蛾眉,然后一起泛舟湖上。
纵览全词,词人采用了对写法,且全篇皆为想象之语,此种写法便显得更为深透,更好地表达出词人对南归友人的思念之情。画眉闲了画芙蓉桥边垂钓,五湖泛舟,纵情山水自得陶然之趣;寄情笔墨,烹茶品茗,身无旁骛平添从容之乐。一想那矮墙内银杏在雨中摇曳,高阁上玉兰在风中弥香,人生的恬淡、志趣的高远皆尽于此。更得佳人相伴,笔墨闲情之外平添画眉之乐,足以让人心神向往。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