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