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桂殿秋》，五句，二韵，二十七个字，纯属短制。在如此短短的尺幅中，织进了词人缠绵悱恻的情思，而且描画出意中人的眉眼。这大约就是该作赢彩的缘故。“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词人以轻灵的笔触描绘了载着他和她的小船，随着回忆的水流，沿江驰向了秋风秋雨的越山的场景。开头一个“思”字，带起“往事”，进而提掣着全词，把全词的内容界域在回忆的范围里；再一个“渡”字，表明词人此行的去向和乘载一乘着船儿沿江而前，至于去往何处，不得而知。词旨并非记游，而是透露一种朦胧的爱情。“青蛾低映越山看”，词人描画意中人的形态，并没有着笔她的眼睛，“青蛾”下面的明眸显得朦胧，从而给人留下想像的余地。一个“低映”，再一个“看”，活画出少女遥望雨色迷蒙的越山的情态。这少女许是有满腹心事。透过少女朦胧望山的身姿，似乎可以看到在她不远处正在凝视着她的词人的形象。
“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共眠”，极险，险些使词趣跌入邪秽的渊薮。“听秋雨”，极写词人与意中人虽同舸共眠却心愿难遂的凄苦心态与情状。既然是“秋雨”，那么这辰光最多是“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深秋，但词人却硬说是“寒”，是因为“各自”“小簟轻衾”。小簟，意中人所卧，隐写意中人娇小温柔；轻衾，词人所用，隐写不耐秋凉。或日二人皆“小簟轻衾”也未尝不可；但共眠分卧确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各自寒”便好无来由了。“各自寒”，分明使自然气温下降了许多，其原因当然是“天气不寒人心寒”了。这一韵曲折往复，蕴藉委婉，不言相思愁苦，而极言相思愁苦。
附带提一笔，词人与意中人只是心会神交，并没有结合。尽管好花旁落，词人却旧情不忘，所以有《桂殿秋》。如此痴爱之写，却又不见字面直露，全在一“看”、一“听”、一“寒”中传出；而全部复杂难言之心绪也仅凭一“共”、一“各”字之对相观照间抽引，诚是不凡之圣手。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泽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泽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泽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